2026年9月15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南亚与中亚小组委员会将举行公开听证会，主题为“特洛伊木马：美国境内的隐蔽外国恶意影响力行动”。图为美国国会大厦。（Samira Bouaou／英文大纪元）
9月15日，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南亚与中亚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举行了题为“特洛伊木马：外国在美国的隐蔽恶意影响力行动”的公开听证会。
与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马修‧强森（Matthew Johnson）警告，中共更具隐蔽性、也更难防范的手法，并不是由中共官媒直接向美国受众灌输政治讯息，而是退居幕后，借助美国境内的机构、组织与个人介入公共论述，让符合北京战略利益的讯息由“美国人自己说出来”。这就是“特洛伊木马”比喻的危险所在。
强森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共渗透、瓦解美国社会的现实，不但危险性极大，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这次听证会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它让公众明确意识到，如何防范中共的“木马”渗透，是摆在美国面前的一道全新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我认为，美国为此必须尽快构筑“六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不是“禁止言论”，而是查清楚“谁在出钱”。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美国不能因为某个人发表了亲华、反战、反军工、反AI数据中心或者反美外交政策的观点，就把他视为外国代理人。观点本身不是证据。
真正需要追查的是这些声音的背后，是否存在未公开的资金往来、组织联系或其它形式的外国影响？如果存在，那么钱从哪里来？谁给谁提供资金？有没有外国政府、外国企业或与外国政府关系密切的个人参与？美国机构与外国组织之间有没有未披露的合作关系？某项活动、研究、宣传项目是否存在隐性资助？资金经过了几层基金会、非营利组织或者中间机构？这就是强森强调的“透明度”。
换句话说，问题不是一个美国人恰好说出了北京喜欢听的话，而是北京是否通过隐藏的资金、组织关系和人际网络，使这个美国人能够获得异常的传播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这才是防范中共“木马行动”的关键所在。
因此，真正有效的反制不是思想审查，而是资金透明化。
第二道防线：建立“资金—组织—人员—传播”的完整链条。
传统宣传模式是从北京到中共官媒再到美国受众，美国人很容易识别。但更复杂的模式现在已经变成了从北京到美国机构，再到美国活动人士、学者、媒体，直至美国公众。
这才是所谓“特洛伊木马”的真正含义。
此次听证会涉及的上海美国商人内维尔‧罗伊‧辛格姆（Neville Roy Singham，中文名“罗一”）的资金网络，就是一个受到国会关注的案例。报导援引的调查称，辛格姆向多个美国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相关组织和辛格姆本人则否认受中共政府指挥，而且目前并没有因为这些指控而被定罪。
所以这里应该坚持一个原则：资金关系≠自动证明中共控制。但如果资金关系+组织关系+人员关系+信息协调+政策目标高度一致这些因素同时出现，就值得进一步调查。
第三道防线：特别关注“议题操纵”，而不是只盯着“亲中宣传”。
这一点其实比传统宣传更加隐蔽。
中共没有必要让美国人天天宣传“中国共产党伟大”，这种宣传在美国基本没有市场。更有效的方法是推动一些本身就在美国社会具有合法性和吸引力的议题。诸如和平、反战、环保、反帝国主义、社会公平、劳工权益、反核武器、反军工产业、反数据中心、反人工智能扩张。这些议题本身完全可以是真诚的美国社会运动。
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中共利用这些真实存在的社会矛盾，把它们朝特定战略方向放大？
这其实就是强森所说的“中间层”。
报导引述他的证词称，一些与辛格姆网络有关的组织，被指把与北京战略利益相关的主题——例如反帝国主义、环境危害、军事化、不平等以及反对美国力量——翻译成美国社会更容易接受的激进主义语言。
所以，美国真正应该防范的不是有人提出反战观点，而是中共有没有在系统性地选择、包装、资助和放大某些议题，以改变美国社会对战略竞争的认知。
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同。
第四道防线：保护美国自己的媒体、大学和智库免受“隐性影响”。
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层。
因为现代影响力行动最终争夺的不是普通人的一句话，而是谁有资格定义问题。
比如北京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AI基础设施是不是应该继续建设？对华科技限制到底是国家安全政策还是“经济霸权”？美国增加国防投入究竟意味着安全还是军国主义？
如果中共能够影响大学教授、智库专家、媒体评论员、政策顾问，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美国政策形成的“上游”。
所以应该加强大学外国资金披露，智库和研究机构资金来源披露，政策顾问利益冲突披露，媒体和研究项目外国资金披露，外国政府、外国政党及其代理人的登记制度，对外国影响网络的调查和审计。
但仍然必须强调一点，披露应该优先于禁止。
先让公众知道“这个观点是谁提出的？”“谁给这个研究提供资金？”“这个组织和哪些外国机构存在关系？”然后由公众自己判断。这比政府直接规定哪些观点可以说、哪些观点不能说，更加符合美国制度本身。
第五道防线：AI时代的“算法透明度”。
这次听证会把问题延伸到AI和数据中心，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传统宣传的基本模式是一个媒体发表一篇文章，而AI时代可能变成先由一个组织制造议题，接着再由社交媒体放大，进而大量账号传播、算法推荐、AI训练数据吸收、AI生成内容，再反馈到社交媒体。
这样一来，中共的影响输出就不再是“北京告诉美国人应该怎么想”，而是通过信息生态改变美国人每天看到什么。
此次听证会上，萨姆‧莱曼（Sam Lyman）还提出与AI数据中心抗议活动有关的研究。报导提到，他的研究识别出21个跟社会主义与解放党（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有关的活动，在14个州影响了数据中心项目。与此同时，他也明确承认，数据中心引发的电价、环境和地方发展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所有反对意见都可以解释成外国影响。
这一点恰恰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真实的美国民意，可以被中共利用，但被利用并不意味着这股民意本身是假的。
因此美国不能把正常的社会抗议一律“外国影响化”。
第六道防线：不要把“反中共”变成“反华人”
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
如果美国把外国影响问题处理成只要是中国人、华人组织、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主张与中国合作的人，就简单地列为可疑对象，那么北京反而可能获得一个巨大的宣传机会。
因为中共完全可以把美国的反外国影响行动说成是“美国迫害华人。”
因此，美国必须把判断标准牢牢锁定在行为、资金、关系、协调和代理活动，而不是国籍、族裔、观点和政治立场。
这也是为什么“透明度”实际上比“意识形态审查”重要得多。
最后，我觉得可以把上述内容浓缩成一句话：不是禁止美国人说出让北京高兴的话，而是让美国人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是谁在资助、谁在组织、谁在放大、谁从中受益。
这可能才是美国民主制度面对“木马式”外国影响时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真正危险的并不是中国进入美国舆论场，美国开放社会本来就允许外国思想进入。真正危险的是中共隐藏自己的身份，进入美国社会的组织网络，利用美国自己的价值观、社会矛盾和政治自由，把它的战略目标包装成“美国人自己的意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听证会使用“特洛伊木马”这个比喻。国会讨论的重点并不是“美国有没有亲中声音”，而是这些声音背后的组织、资金和影响链条究竟能不能被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