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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中年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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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袁家诚是袁世凯第十子袁克坚的次子,生于1938年。自小学习拔尖,无论何种考试总是名列第一。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曾专门为他题词“努力学习”。

1957年,19岁的袁家诚高中毕业,壮志凌云,一心要读清华北大。等到录取通知都发完了,他才知道祖父袁世凯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大山。就因为他是袁世凯孙子,没有一所大学愿意收他。

他不信邪,第二年又考,结果连考了五年,哪怕考分超过录取线再多,也总是被“政审”挡在门外,年年名落孙山。直到此时,他终于绝望地懂了,袁世凯窃国大盗的身份,是高考政审时无法撞开的铁门!

幸好有的政审不像高考一样冷酷,他才能安排进了天津矿山机械厂上班。厂领导看他有点文化,又安排他一边劳动,一边给工人夜校上课。

有人发现他文化功底好,不久就将他调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做后勤,负责统计和管理病历档案。这使他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契机,于是他毅然报了两个夜大学,一个英语,一个医学。

1970年,上面指示把医务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袁家诚和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被下放内蒙支边,分配在公社医院药房工作。后来医院根据上级要求,必须抽派一人进修X光技术,当地人对X光这门新技术充满了恐惧,没人愿意去上级医院进修。这对袁家诚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刚一主动要求,医院就立刻把进修X光的名额赏给了他。

经过两年的进修,袁家诚很好地掌握了X光技术,成了当地医院的业务骨干。

1978年,恢复高考,袁家诚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考入了清华大学医疗系。在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帮助下,袁家诚夫妇回到了原来工作的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因为技术精湛、工作出色,袁家诚不久便被提升为放射科主任,直到退休。

二、

和袁家诚同属第三代的袁家倜,人称“袁四小姐”,是袁世凯第四子袁克端之女。

袁世凯去世后,他聚敛的现金被分为17股,每个儿子一股,每人分得12万银元,外加股票债券。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各房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有分配。

袁克端的妻子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夫妻二人都好鸦片,烟瘾也大。袁克端早年做过东三省大元帅府的参议,后来又在开滦矿务局当过挂名董事,每月领薪水300银元。

他不喜欢上班,也不会上班。每天吃完饭就四处蹓弯。买东西拿起东西就走,过后由仆人替他付钱。生长在这样一个挥霍型的家庭,1924年出生的袁家倜从小生活优裕,住的是天津有名的德式洋楼,家里有佣人伺候,出门有轿车,吃饭是西餐大厨,穿的是上海、香港最新款式的时尚衣装。

在袁家倜的记忆里,儿时就是草坪、钢琴、下午茶,和永远有人服侍的生活。

1949年之后,好日子开始往下走。1956年公私合营,有些特权被取消了,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袁家倜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出门也从坐四轮轿车改坐三轮人力车,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交车。

真正的劫难是在文革,一群红卫兵冲进洋楼抄家,见啥抄啥,古董、字画、金银首饰,装了好几卡车。

1969年,街道上通知袁家倜,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年,她都已经45岁了,大女儿去了甘肃插队,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小洋楼,来到天津西郊的一个生产队落户谋生,和农民一道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这一干就是整整8年。真正当过农民,在生产队踏踏实实干过农活的知青都知道,挣工分养活自己是多么的艰难。对于从小就养尊处优的袁家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1973年,堂哥袁家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国访问。袁家骝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更是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袁家骝夫妇在国际上的地位,倍受国家重视,也因此改变了袁氏家族在国内的处境。根据周总理批示,袁家第三代后人逐渐恢复了公正待遇。但直到文革结束,这一切才真正得到落实。

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她百感交集,“八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1987年初,袁家倜到深圳创业。63岁的她,壮心不已,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建设项目。2000年深交所上市,袁家倜看准时机,买进了一些原始股票,赚了70万元。在袁家骝的建议下,她用这笔钱在天津开了一家西餐厅,生意红火。

她坚持不开分店,也拒绝和别人合作。她说多开分店固然好,但只要一家出事,就像多米诺骨牌,全倒。

三、

在袁世凯儿子中,长子袁克定是个颇多争议的人物。步入晚年,70来岁的袁克定贫困潦倒,日常生活都成困难。此时身边仅有一老忠仆,常去菜场捡拾白菜帮子,为其蒸制窝头果腹。都落魄成这样了,但进餐时,袁克定仍正襟危坐,胸围餐巾,用刀叉将窝头切片,佐以咸菜进食。平日里,也是服装齐整,或读书、或写字,或绘画、或抚琴。

表弟张伯驹见状,将他接至承泽园家中一同生活。

1950年代初,章士钊听说了袁克定的处境后,找到毛泽东,问能否给予照顾。毛批示有关部门解决,将其安排在北京文史馆担任馆员,月薪60元。袁克定有了工作后,每月领到工资,都会交张伯驹夫人潘素安排生活。

有人发现,袁克定无论何种场合,提及袁世凯必称“先总统”,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坚持固守自己的身份与体面,哪怕是吃窝头果腹的时候,也是如此。

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2026年7月23日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青衣仙子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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