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也是在十月一日。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给我发来一句：“国庆快乐。”他是做公益的，博士学历，曾经经历过失独之痛。后来夫妻二人都取得了香港身份，但工作、生活以及主要的社会交往仍然在深圳。他热心公益，也一直有相当强烈的“爱国”情结。
我当时回了他一句：“我从不过这样的节日。”就这么一句话，没有长篇争论，也没有互相谩骂。可是从那以后，他基本不再理我，我们的友谊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断了。
坦率说，当年的我心里是有判断的，而且判断相当刻薄：一个读到博士的人，经历过人生如此巨大的苦难，也已经移居香港，为什么对于“国家”“政权”“国庆”这些概念仍然不加区分？我甚至在心里用了“高学历脑残”这样的词。
多年以后再回头看，我仍然不同意他的政治判断，却不再那么确信当年的自己就比他高明多少。我的那句“我从不过这样的节日”，其实同样带着一种决绝。它表达了我的政治立场，却没有给对方的情感经验留下多少余地。他所说的“国庆快乐”，在他的意识里，未必是在为某个党庆祝，也未必是在为某种政治制度背书。他想到的可能就是“中国”——故乡、亲人、语言、文化、民族以及他几十年生活于其中的共同体。而我听到“国庆”两个字，首先想到的，却是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治制度。
我们使用的是同一个“国”字，心中所指的，却可能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段因“国庆”而失去的友谊，很多年以后仍然让我觉得遗憾。
一、薄瓜瓜的一段话，又把这个问题带了回来
今年十月一日，我看到薄瓜瓜的一段帖文。他说：“今天是国庆。从历史看，我们的‘国’与西方的国不同。它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随后，他把这种理解继续推演到海外华人的命运：中国如果不强大，华人在海外无论混得多好，也“站不住腰板”；最后用了那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很快就有人批评他，认为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族、中国文明混为一谈：“这个‘国’”只有77年，怎么能够代表数千年的中国？
这场争论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谁的“认知水平”更高。相反，我觉得争论双方实际上同时碰到了一个中国政治思想中长期没有得到充分清理的问题：我们天天说中国、国家、祖国、民族、中华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乃至党和政府，可是这些词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它们之间的边界又在哪里？
二、十月一日究竟是谁的生日？
这个问题首先可以从最简单的历史事实说起。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以每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此前全国政协的建议案甚至明确使用了“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表述。所以，从严格的历史意义上说，10月1日纪念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它不是中华文明的生日，不是中华民族的生日，当然更不是“中国”这个历史共同体开始存在的那一天。
截至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7年，这没有问题；但如果因此说“中国只有77年历史”，同样把“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国”字，实际上经常装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有时候它指的是故国——生我养我的土地；有时候是祖国——带有强烈情感归属的历史共同体；有时候是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有时候是文化文明——语言、文字、经典、习俗以及跨越王朝兴亡而延续的文明传统；有时候是现代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有时候则明确指向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些时候，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进一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叠加在一起。
一个“国”字，承担了太多东西。
三、为什么这些概念如此容易混在一起？
这并不完全是普通人的逻辑能力问题。今天中共官方关于爱国主义的制度表达，本身就在有意识地建立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2023年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一方面把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华文化”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又明确要求“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政治现象。
爱土地，爱民族，爱文化，爱国家，爱一种政治制度，爱一个执政党——本来是六个可以分别讨论的问题，却被压缩进了一个“爱国”概念。一旦这种概念融合完成，政治判断就很容易变成身份判断。你反对共产党，于是有人说你反华；你批评政府，于是有人说你不爱国；你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政治制度，于是进一步被理解成你否定中国。甚至像当年的我一样，仅仅说一句“我不过这个国庆节”，对方听到的也可能不是“我拒绝庆祝一个具体政治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他听见的可能是“我不爱中国。”
这两句话当然不是一回事。可是当“党—国—民族—文明”长期叠加以后，它们在人们的情感世界里确实可能变成一回事。现在回头看，我那位朋友与我的决裂，也许就发生在这个缝隙里。
四、薄瓜瓜真正提出了一个比他自己那段话更大的问题
我并不想简单嘲笑薄瓜瓜的那段话。他说“我们的国凝聚的是一个民族的文明与血脉”，这里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民族国家情感。问题在于：如果这里的“国”是中华文明，那么它显然不始于1949年；如果是中华民族，也不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垄断定义；如果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它又不能自动继承数千年文明的一切历史意义。三者可以具有历史连续性，却不能因此成为三个同义词。
更值得讨论的是他的下一步推论：中国不强大，海外华人便站不住腰板。这里面包含一部分现实经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和外交能力，当然可能影响其国民的旅行便利、领事保护以及国际处境。但是海外华人的尊严显然不能只从“中国强不强”推导出来。一个生活在法国的华人是否能够挺直腰杆，还取决于法国的法治是否保护他；一个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其基本权利首先来自美国宪法和法律；一个取得香港身份的人，也可能同时拥有复杂的地方、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
人的尊严不能完全抵押给一个抽象国家的强弱，否则我们马上会碰到另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军事很强、经济很强、国际影响力很强，却不能充分保障其公民的权利，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就因此更有尊严？“强国”与“强民”，从来不是天然的同义词。
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才是皮？
所以薄瓜瓜那段话里，我最感兴趣的其实不是“文明与血脉”，而是最后这八个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比喻在中国国家主义叙事中极其自然：国家是皮，个人是毛；国家在，个人才在；国家强，个人才能强；国家没有了，个人也无所依附。
但为什么一定如此？现代国家理论完全可以提出相反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的人，国家又依附在哪里？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第二条自己写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如果国家权力来自人民，那么逻辑上的主体究竟是谁？人民是为了国家而存在，还是国家为了人民而建立？国家是目的，还是工具？如果把这些问题再推进一步，我们甚至会发现：也许人民才是皮，国家才是毛。
当然，个人也无法脱离共同体独自生存。语言是共同体给予我们的，文化是前人留下来的，安全需要公共权力维护，市场需要规则，权利也需要制度保障。所以现代宪政并不是消灭国家，而是重新安排国家与人的关系。国家很重要，但正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税收以及合法强制力，它才尤其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些权力究竟为谁而存在？
六、国家会亡，民族可以继续，文明甚至可能穿越所有政权
中国历史尤其适合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秦亡了，中国没有亡；汉亡了，中国没有亡；唐宋元明清一个个成为历史，中国文明仍然延续。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并没有因此只有114年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当然也没有因此只有77年历史。政治国家有具体的制度形态，政府有产生和更替，政权有兴亡，而民族、社会与文明具有另一种更漫长的连续性。
这也正是“谁是中国”这个问题真正困难的地方。国家不是政权，政权不是政府；民族不是国家，文明更不是任何一个执政党的私产。它们彼此交叠，却必须能够被概念地区分。如果不能区分，我们最终就很容易从“爱中国”一步一步推导出“必须爱某种制度”，再从“爱某种制度”推导到“必须拥护某个政党”，最终甚至把对掌权者的批评理解为对祖国的背叛。这时候，“爱国”便不再只是人的自然情感，而可能成为一种政治忠诚测试。
七、多年以后，我也重新审视当年的自己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个已经多年不再来往的朋友。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喜欢迅速给人下判断。博士学历又如何？受过那么多教育，怎么连国家与政权都分不清？经历过那么多人生苦难，又已经移居香港，为什么还是那么热衷于“爱国”？于是我心里给出了那个很粗暴的判断：“高学历脑残。”
今天我不会这样写他。不是因为我改变了自己关于国家和政权的基本判断，是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国家认同从来不只是知识问题，里面有童年，有故乡，有父母，有语言，有创伤，有利益，有安全感，也有几十年政治社会化留下的痕迹。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分析这些东西，却不能自动消灭它们。
更何况，我当年的决绝何尝不是另一种简单化？我认为自己看穿了国家与政权的区别，于是便很容易认为没有看穿的人都是愚昧的。这种“真理在我手中，所以我有资格审判你”的姿态，与我一直批判的政治文化之间，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这大概是流亡以后，我才慢慢懂得的一件事情：反对国家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反对别人对故国的感情；批判一个政权，也不需要把所有与自己政治判断不同的人都逐出道德共同体。我们需要区分的，正是这些东西。
八、我们究竟在爱什么？
再看到今年这场关于“国庆”的争论，我已经不太想追问谁更聪明、谁更爱国。我更愿意问：当一个人说“我爱中国”的时候，他究竟在爱什么？是武汉的一碗热干面，是四川的山河，是江南的雨，是母亲说话的乡音？是汉字、唐诗、《史记》和两千多年绵延不断的文化记忆？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十几亿具体的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
这些东西可以同时被一个人热爱，但它们不是一回事。同样，一个人也完全可能深爱自己的故乡、语言、文化和同胞，却反对一个具体政府、政党或者制度。把这些东西区分开来，不是为了让中国人变得“不爱国”，它也许能够使“爱国”重新成为一种不需要政治审查的自然感情。
十多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国庆快乐。”我回答：“我从不过这样的节日。”我们因此失去了彼此。多年以后再想起这件事，我仍然不会补上一句“国庆快乐”，因为那不是我的真实想法。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大概不会再在心里骂他“脑残”。我会问他一句：你说的这个“国”，究竟是什么？然后也允许他反过来问我：你拒绝的那个“国”，又究竟是什么？也许真正值得一个民族庆幸的，不是所有人在同一天挥舞同一面旗帜，说出同一句话；是终于有一天，人们能够面对同一个“国”，拥有不同的理解，彼此争论，彼此批评，却不必因此绝交，更不必因此成为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