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人为什么没有投票权？
一个今天二十岁的年轻人，要在2060年生活；一个2026年出生的孩子，很可能会进入22世纪。但今天关于公共债务、养老金、气候、能源乃至人工智能的许多决定，都由此刻拥有投票权的人作出。决定发生在今天，代价却可能在几十年后支付。享受利益的人与承担后果的人，并不总是同一批人。这形成了现代民主一个奇特的不对称：在空间上，它用了两百多年不断扩大代表范围；在时间上，它的代表制度却几乎停留在现在。
现代民主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谁能够进入政治”的历史。没有财产的人、工人、妇女以及曾经被排除在政治共同体之外的人，相继获得选票、权利和代表。然而，当越来越多生活在“这里”的人进入政治以后，一个更难的问题出现了：那些生活在“以后”的人怎么办？他们不能投票，不能游行，不能组织政党，甚至还没有出生。但我们今天的决定，却可能已经替他们分配了资源、制造了债务、改变了气候，缩小了他们未来能够选择的范围。
这正是法国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新书《当下的暴政》（La Tyrannie du présent）触及的问题。这本书2026年由瑟伊出版社（Seuil）出版，是罗桑瓦隆近年讨论民主“盲点”的三部曲最后一部：2021年的《生活的考验》处理人的生活经验、不公与社会感受；2024年的《看不见的制度》讨论信任、权威与合法性；到了《当下的暴政》，问题转向时间，以及隐藏在时间背后的代际关系。〔1〕
罗桑瓦隆提出的问题表面上并不新鲜。政治家盯着下一次选举，企业经理盯着下一个季度，政府面对养老金和公共债务时不断把困难向后推。我们通常把这一切称为“短期主义”，解释也很方便：政治家缺乏远见，选民在意眼前利益，资本市场急功近利，社交媒体又进一步缩短了人的注意力。《当下的暴政》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是把问题向前推了一步：短期主义也许不只是民主偶然患上的疾病，它可能与现代民主自身的时间结构有关。
一
现代民主首先是一场反抗过去的革命。传统社会的合法性往往来自过去：祖先、宗教、习俗、血统、王朝和传统。一个人是谁，很大程度上由他出生以前已经存在的秩序决定。现代性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把人从这种过去中释放出来。人不必因为父亲是农民就继续当农民，不必因为出生于某个等级便永远属于那个等级，也不必让祖先替自己决定信仰、职业和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自由，因此首先意味着：过去不能统治现在。
罗桑瓦隆提醒我们，民主正是在这场解放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性把个人置于政治世界中心，以权利塑造个人，而这个个人首先是一个“现在的人”：他要摆脱过去的重负，也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宗教意义上的未来救赎。民主、个人自主和一种新的时间意识由此联系起来。〔2〕甚至早期民主制度的设计也带着这种时间观。罗桑瓦隆举例说，1776年前后北美十三州的一些宪制安排把立法任期压缩到一年。代表离选民越近，人民就越不容易受到一个脱离自己的政治阶层支配。〔3〕
这当然是一项民主进步。问题在于，一种为了防止过去统治现在而建立的制度，并没有同时解决另一个问题：现在是否有权统治未来？民主最初要打破的是时间向后的权威——死人不能统治活人。到了21世纪，人类面对的却越来越是相反的问题：活着的人正在决定尚未出生者的生活条件。民主革命解决了一种时间压迫，却留下了另一种时间不平等。
二
罗桑瓦隆进一步把这种“现在主义”与现代所有权联系起来。在旧制度的法律传统中，财产权可以被拆分为使用、收益等不同层次；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所有权越来越强调个人对物的完整支配。罗桑瓦隆把这种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现代人的一个基本想象，是我能够支配属于我的东西。〔4〕
问题也正在这里。如果一栋房子属于我，我当然可以出售它。但森林呢？河流呢？地下水呢？大气呢？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呢？如果这一代人拥有使用资源的权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拥有把它耗尽的权利？传统财产权主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生态问题却突然把时间带进了财产权。于是，一个过去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复杂：我们究竟拥有什么？我们拥有世界本身，还是只拥有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时间里使用它的权利？
一旦这样追问，气候变化就不再只是环境问题，而成为政治哲学问题。今天排放的一吨二氧化碳与今天丢弃的一袋垃圾不同，它的影响可能穿过漫长时间，决策者和后果承担者被时间分开了。公共债务具有类似结构。罗桑瓦隆问：债务是什么？在一种意义上，它就是把今天没有完成的政治取舍推给未来。今天享受公共支出的人拥有投票权，几十年后承担财政约束的人却可能尚未出生。〔5〕养老金问题同样如此。今天决定退休年龄、缴费比例和福利水平，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今天的退休者，也包括几十年以后才会退休的人。
气候、债务、养老金原本属于三个不同的政策领域，在罗桑瓦隆那里却显露出同一种结构：现在的人拥有政治权利，未来的人承担政治后果。
三
过去民主政治讨论最多的是社会正义：谁拥有更多财富，谁承担更多税收，资本与劳动之间如何分配，穷人与富人之间怎样再分配。这些问题当然没有消失。但在社会正义之外，现代社会越来越必须面对另一种正义：代际正义。
社会正义处理同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如何分配；代际正义处理生活在不同时间中的人之间如何分配。前者可以进入议会，因为穷人和富人都存在，工人和企业家都可以组织利益，退休者和劳动者都能够投票。后者却有一个根本困难：未来的一方缺席。这构成了民主的时间代表缺口。
这是从《当下的暴政》可以继续向前推进的一步。现代政治理论长期处理的是空间中的代表：哪些人被包括进来，哪些人被排除出去；中央与地方怎样分权；多数与少数如何共存；不同阶级、族群、地区和性别怎样获得政治声音。这些问题背后一直存在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政治共同体由现在活着的人组成。
21世纪正在动摇这个前提，因为人类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拥有改变未来生活条件的能力。工业文明留下的碳排放可以影响后世，核废料需要跨越许多代人的管理，公共债务能够转移财政负担，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基因编辑甚至可能改变未来社会的制度与人的生存方式。政治因此出现了第二条坐标轴。过去的问题是：谁代表谁？现在还必须增加一句：谁代表什么时候的人？前者是空间政治，后者是时间政治。
四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简单批评民主“短视”，没有触及问题的根部。如果只是要求政治家更有远见，答案就成了道德劝告；如果要求选民多替子孙后代着想，答案就成了公民教育；如果把长期决策交给专家，问题似乎解决了，却立刻产生另一个问题：专家凭什么拥有比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力？
罗桑瓦隆清楚意识到了这个陷阱。现代政治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反对短期主义的制度和思想。问题是，这些方案经常落入三种困境：一种滑向怀念过去的保守主义，一种变成远离民众的技术官僚主义，还有一种虽然拥有宏大的未来蓝图，却对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缺乏敏感。〔6〕所以，问题绝不能简单变成：民主太短视，让专家来。
因为长期主义本身并不天然民主。历史上最宏大的长期计划，完全可能来自并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的目标，要求今天的人承担巨大代价。如果“未来”天然比“现在”高贵，那么任何统治者都可以借未来之名要求现在的人沉默。《当下的暴政》由此触到一个真正困难的悖论：怎样让民主拥有长期能力，同时又不以未来的名义取消现在人的权利？
罗桑瓦隆寻找的方向，不是用长期主义取代民主，而是把长期主义纳入民主。他提出新的“民主练习”（exercices démocratiques），试图通过新的制度和公共讨论方式，让个人的当下经验与共同体的长时段利益发生连接。〔7〕未来不能投票，却必须进入政治。
五
这本书对中国的启发，也恰恰在这里。最容易得出的结论，是西方民主受制于选举周期，中国制度更擅长长期规划。但这种比较太快了。五年规划、基础设施、产业政策、能源转型和科技投入，确实体现了一种跨周期决策能力；然而，规划能力并不等于时间正义。能够制定二十年的规划，只能说明一个制度具有把政策延伸到未来的能力；它是否真正代表未来人的利益，则是另一个问题。
房地产、地方债务、水利工程、城市建设、能源体系，都可能跨越几十年。它们既可能扩大未来人的选择，也可能把债务、生态成本和路径依赖留给后来者。因此，罗桑瓦隆给中国读者留下的更有价值的问题，并不是“长期主义是否优于短期主义”，而是：任何制度都必须解释，它凭什么替未来作决定。
选举民主需要回答，为什么今天的多数可以把成本留给明天；具有较强长期规划能力的制度，同样需要回答，谁来定义“长远利益”，谁承担实现它的当下成本，一旦长期判断错误，又如何纠正。这样一来，中西政治比较就多出了一条过去经常被忽略的轴线：不同制度怎样处理时间？回应现在与保护未来，都只是问题的一半。更困难的制度能力，是让两者之间存在持续的代表、制衡与纠错。
六
这也许是《当下的暴政》留给我们最值得思考的问题。过去两百年，现代民主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不断扩大“我们”的范围。没有财产的人进入了“我们”，妇女进入了“我们”，曾经遭受制度性排斥的人也不断进入“我们”。民主史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边界持续扩展的过程：越来越多原本没有声音的人，成为拥有权利的人。
21世纪正在迫使这个“我们”再扩展一次，只是这一次，扩展的方向不再主要是空间，而是时间。未来的人不能坐进今天的议会，不能参加今天的选举，也不能对今天的财政预算、能源政策和气候政策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但如果权利具有普遍意义，那么“尚未出生”本身，不应成为被永久排除在政治考虑之外的理由。罗桑瓦隆因此把权利的普遍性推向未来世代：如果权利真正是普遍的，它就不能只属于今天活着的人。〔8〕
过去政治争论的是土地、疆界、阶级、身份、选区和代表权。地图因此成为政治最重要的图像：左边是谁，右边是谁；中心在哪里，边缘在哪里；国家的边界在哪里。未来的政治还需要另一张地图。它不是横着铺开的，而是纵向展开的。一端是过去，一端是未来，中间只有极其狭窄的一点叫作现在。每一代人都只在这里停留片刻，却同时继承过去，并改变未来。
“当下的暴政”因此比“短期主义”更准确。问题不只是我们看得不够远，而是今天活着的人拥有一种未来世代无法对等拥有的权力：我们可以改变他们的世界，他们却无法改变我们的决定。
空间政治追问：谁没有坐在桌边？
时间政治则必须再问一句：谁还没有出生，却已经在为这张桌子上的决定付账？
现代民主用了两百多年，让越来越多活着的人进入政治。21世纪摆在它面前的新问题，是怎样让那些尚未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也在今天的政治中拥有一个位置。
空间政治扩大了“我们”是谁；时间政治将迫使人类回答：“我们”究竟包括哪一代人。
注释：
〔1〕Pierre Rosanvallon,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26。瑟伊出版社将本书置于罗桑瓦隆近年关于民主经验与民主制度研究的延续中。关于本书出版资料及内容概要，参见 Éditions du Seuil, La Tyrannie du présent；另参见巴黎政治学院相关新书讨论介绍。
〔2〕Pierre Rosanvallon接受《世界报》采访，2026年9月17日。罗桑瓦隆在访谈中把现代“现在主义”与个人主义、现代民主及权利观念的历史形成联系起来，并讨论民主如何重新容纳长期利益。
〔3〕同上。罗桑瓦隆以美国革命时期部分州一年一届的立法任期为例，说明早期民主制度对代表与选民之间即时联系的重视。
〔4〕同上。罗桑瓦隆讨论法国大革命以后现代所有权观念的变化，并将个人对财产的支配与现代“现在主义”的形成联系起来。
〔5〕同上。罗桑瓦隆将公共债务、生态危机和代际关系并置，讨论今天的决定如何把成本转移给未来世代。
〔6〕Pierre Rosanvallon, La Tyrannie du présent；另参见 Sciences Po, “L’Histoire en livres: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avec Pierre Rosanvallon,” 2026年10月22日活动介绍。相关材料将本书的问题概括为：如何在不退回保守主义或技术官僚主义的情况下，使民主重新获得面向长期的能力。
〔7〕Éditions du Seuil, La Tyrannie du présent；Sciences Po, “L’Histoire en livres: La Tyrannie du présent”。罗桑瓦隆以新的“民主练习”（exercices démocratiques）讨论个人时间与集体长时段重新连接的可能性。
〔8〕Pierre Rosanvallon接受《世界报》采访，2026年9月17日。访谈标题即突出这一判断：“权利的捍卫只有在同时包括未来世代时，才可能具有普遍性。” La Tyrannie du présent de Pierre Rosanvallon aux Éditions du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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