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流传着一种不必说破的经验。课堂上说了几句关于香港或人权的话，或者在校园集会中露了脸，过不了多久，国内的父母就会打来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压得很低，说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刚来家里坐过，喝了杯茶，客客气气地问起孩子在国外跟什么人来往。
人权观察（HRW）202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记录了多起类似案例，受访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学生面对这种看不见的压力，大多只能默默承受，报告的标题借用了学生的说法，“他们不懂我们的恐惧”。
这种恐惧几乎不留下纸面证据。电话那头没有激烈的字眼，只有母亲止不住的叹气和叮嘱。境内的警察用不着跨越大洋，在老家敲一扇防盗门，分量就足够了。于是有人在悉尼街头喝咖啡时下意识压低声音，有人在深夜删掉刚写好的两行朋友圈，还有人在集会拍照的瞬间本能地侧过脸。人站在言论受法律保护的土地上，嘴上依然挂着一把从国内带出来的锁。
2026年9月8日，澳大利亚参议院将跨国镇压与外国干预问题交付外交、国防和贸易参考委员会调查，书面意见征集定于10月19日截止。这项调查有它的来路。2026年4月，澳大利亚人权专员洛林·芬莱致函外长黄英贤，要求国会就跨国镇压启动专项调查，她形容这个问题一直藏在众目睽睽之下。几个月后，调查有了明确的时间表。
博物馆里的悬赏墙
2023年7月3日，香港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通缉八名身在海外的民主派人士，每人悬赏100万港元。其中两人住在澳洲，一位是定居阿德莱德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一位是在香港执业多年、如今住在墨尔本的澳洲公民、律师任建峰。特首李家超当时表示，会把他们追到天涯海角。
人抓不回来，警察就去敲家人的门。2023年9月12日早上，国安警察搜查了许智峰岳父母在元朗的住所，把两人和他们的儿子带到青山警署和元朗警署，理由是“协助调查”。据公开报导统计，到2024年1月中旬，首批八名被通缉者的亲友中，至少39人被警方带走问话，其中7人被捕。许智峰的岳父母没有被控任何罪名，他们走进警署，只因为女儿嫁给了这个人。
2025年8月，澳大利亚给予许智峰政治庇护，在此之前，香港当局已经查扣了他的资产。据《悉尼先驱晨报》报导，许、任两人的通缉传单还曾被人匿名散发到阿德莱德和墨尔本，也就是他们生活的城市。
同一篇报导还提到，香港一家主要历史博物馆设了一面“潜逃者”展墙，许智峰和任建峰的名字都在上面，旁边标着100万港元悬赏，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也在墙上，悬赏20万港元。展览同时介绍了澳大利亚2018年推出的《外国干预法》，用来说明北京在香港推行国安法自有先例。这部法律当年让北京很恼火，如今成了北京自己的展品。任建峰对记者说，把两地的法律相提并论是误导，“法律内容不一样，程序保障不一样，制度保障也不一样”。他列举说，澳洲没有指定的国安法官，不会剥夺陪审团审判，国安案件也不预设不准保释。博物馆借走的只有这部法律的名字，陪审团和保释制度都还留在澳洲。
一份有缺陷的税务举报
香港的悬赏针对政治人物，名字和照片是公开张贴的。面对一个信仰群体，北京的手法更隐蔽，手也伸得更远。2023年1月至5月，居住在加州的陈军与林峰受一名中共官员指使，企图利用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撤销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神韵由法轮功学员创办和运营。
陈军先向国税局递交了一份举报材料，法庭文件说这份材料有明显缺陷，措辞和中共用来给打压法轮功找理由的宣传如出一辙。为了推动立案，两人找上一名他们以为可以收买的国税局人员，2023年5月14日在纽约州纽堡先付了1000美元现金，四天后林峰又在肯尼迪机场交出4000美元。他们许诺，国税局一旦对神韵启动审计，再付5万美元，日后国税局发放的举报人奖金也分给对方60%。按这个算法，北京在海外打压一个信仰团体，最后还要美国国税局出一笔奖金。
那名“国税局人员”其实是执法部门的卧底。调查人员截获的通话显示，陈军说这些钱是为了“搞垮”法轮功，两人还商量过按那名中共官员的要求删除指令，以免被追查。2024年7月，两人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认罪。9月26日，林峰被判16个月监禁，以已羁押的时间抵扣。11月19日，陈军被判20个月监禁，外加3年监督释放，并没收5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在新闻稿中写道，中共把法轮功视为对其统治的五大威胁之一，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面临包括监禁在内的各种惩处。美司法部的措辞相当克制。自1999年7月起，这个以“真、善、忍”为核心理念的群体在中国遭受全国性的迫害，大批学员被关押、被强制“转化”，有人在酷刑中死去。神韵在世界各地巡演，因把这段迫害搬上舞台，北京把它当作海外必须打掉的目标。
陈军与林峰案件的分量在于，两份认罪协议和两份联邦判决，把中国境内持续二十多年的迫害和美国境内的跨国镇压写进了同一份卷宗。下指令的是同一个政府，在国内用警察和看守所，到了美国就打国税局的主意。
敲门声应当被记录在案
香港的悬赏和中共在加州的贿赂，手法不同，背后是同一套逻辑。一个群体被北京列进名单，人到了海外，名单并不跟著作废。对大多数普通华人来说，这种压力不会以通缉令的形式出现，它最常见的样子，就是老家母亲那通欲言又止的电话。
自由之家2025年的专题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约一半人口本人或父母一方出生在海外，而现行法律对跨国镇压缺乏清晰界定，许多受到威胁的人求助无门。2025年8月，澳洲联邦警察首次以外国干预罪起诉一宗针对本地社群的刺探案，被告被指受中国公安机关指派，暗中搜集堪培拉一个华人社团的成员信息，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这类起诉能抓到的，只是在澳洲境内动手的人。今年7月，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立法独立监察官审查2018年的《间谍与外国干预法》，提出20项建议，其中包括增设“胁迫遣返”罪，专门惩治外国势力逼迫澳洲居民离境的行为。
一通由亲人转述的隐晦警告，很难套进现有的刑事罪名。下指令的人在大洋彼岸，担惊受怕的人在悉尼或墨尔本，被敲响的那扇门在国境线另一侧，澳洲的法律够不着。
澳洲参议院委员会这次调查，给这些说不出口的经历留了一个正式的出口。10月19日截止前，公众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书面意见，社群受压的情况，亲身经历的恐惧和取舍，都可以作为证言递交。提交者可以申请隐去身份，也可以要求整份文件保密。
出了国为什么仍不敢说话？因为说话的代价会被转嫁到国内亲人身上。沉默保护不了家人，只会让下一通电话来得更理所当然。这一次，那些让人在深夜噤声的敲门声，有机会被一个主权国家的议会完整记录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