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合大学迁至昆明办学。云南省主席龙云对学校给予了不少帮助，但当自己的女儿报考西南联大附中落榜时，他同样无法凭借权势获得特殊待遇。
1938年9月，龙云得知女儿未被录取，便让秘书去找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希望能够通融。秘书却告诉他，梅贻琦自己的女儿梅祖芬也没有考上这所学校。
龙云听后，不再提及此事，后来让女儿进入另一所普通中学就读。
梅贻琦不仅不为女儿破例，也注意避免家人因自己的职务获得特殊利益。西南联大办学期间，学校曾获得一笔学生补助金，梅贻琦的子女虽然符合申请条件，他却不允许他们领取，以免引起争议。
当时梅家经济并不宽裕，妻子韩咏华曾制作糕点出售，以补贴家用。
1946年，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距离录取线差了两分。有人劝她请父亲出面，她知道父亲不会答应，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此后，她进入先修班学习，第二年重新报考清华，进入外语系。
同年，另外两位清华教授的女儿也未能考入清华大学。
一位是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林徽因认为女儿的试卷可能存在判分问题，便依照规定申请查看。确认评分没有问题后，梁家接受了录取结果，梁再冰后来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
另一位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她没有考入清华，便先到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就读。一年后，她再次报考清华，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
这些家庭的父辈都在清华拥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其中梅贻琦还是校长，但子女没有因为父亲的身份而获得破格录取。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历史学家翁独健家中。
翁独健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他的大女儿翁如璧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未被录取，只考上了第二志愿天津大学。
翁如璧为此大哭，希望父亲能够设法让她进入清华。翁独健却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他告诉女儿，正因为自己是教育局局长，更不能利用职务关系为她谋取特殊待遇，并劝她接受天津大学的录取，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
最终，翁如璧离开北京，前往天津大学就读。
比这些招生故事更早，清华大学还发生过两次有关旁听资格的争议。
20世纪30年代中期，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希望让两个儿子进入清华大学旁听，便写信给时任清华教务长潘光旦。
但清华当时没有允许校外人员随意旁听的制度。潘光旦因此拒绝了刘镇华的请求。
他解释说，清华之所以受到社会认可，正是因为学校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如果因为对方的身份而随意改变规则，学校原有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
1949年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希望安排自己的孙子进入清华大学旁听，并通过教育主管机构向学校提出要求。
潘光旦认为，这一安排不符合清华原有的规定，仍然拒绝破例。他还向沈钧儒的孙子说明理由，劝其撤回申请。
这一次，潘光旦面对的不再是国民政府时期的省主席，而是新政权的高级官员。他对学校规则的态度却没有改变。
最终，沈钧儒的孙子没有通过这一特殊安排进入清华旁听。
这些发生在不同年代的故事，涉及大学校长、教授、地方官员以及高级司法官员。
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和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有人希望凭借父辈的社会地位获得教育机会，而掌握学校事务的人员没有因此改变既定规则。
梅贻琦的女儿未达到录取标准，便重新准备考试；梁思成、冯友兰的女儿没有考入清华，便先去其他大学就读；翁独健的女儿未能进入第一志愿，便接受第二志愿的录取。
至于刘镇华和沈钧儒的亲属，也没有因为长辈的政治地位而获得清华的特殊旁听资格。
这些事例留下了一段关于中国近现代大学招生和管理的历史记录，也反映了部分教育工作者在面对私人请托和权力干预时所采取的态度。
资料来源：陈鲁民《怀念那些“迂腐”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