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十年文革，有数百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高斌是其中默默无闻的一个。他是英国文学教授，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的文学讲义中还在谈论“自由”。1966年“红八月”，他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个老师。时隔60年，本文作者，因一本在旧书网上购得的油印讲义，开始了对高斌生命的寻访之旅，并独家供稿给民间档案馆。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戕害和摧残的故事，也是在2026年的中国，一个青年打破禁忌，去寻找历史真相的故事。
1966年8月23日，高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在西安南郊的烈士陵园内。那时候，“革命”的暴风骤雨攻占了一切，一个人的死亡悄无声息——时至今日，因为中国对文革的禁忌症，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亡，依然不为人知。
2026年，高斌去世整整60年了。我在孔夫子网上无意中购到了他的一部《苏联文学》讲义。讲义用牛皮纸包着，蓝铅字，油印，扉页注明“1957年，西安”。从这本450页、有红色钢笔批注的讲义开始，我走进了高斌的世界。
让我好奇的是，这本写于1957“反右之年”的讲义，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人民性”、“社会主义”等政治教条名词，但文字里依然有一种温润的民国知识分子气息，还多次谈及“自由”。我想知道，1966年8月，文革刚刚开始，是什么让他决意赴死？这个1947年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又回到“新中国”的青年，一生曾经历什么？我在档案馆和图书馆翻寻，还找到他尚在世的学生以及唯一的儿子，试图一点点地拼凑出他的人生来。
1抗战青年留学英伦回国“建设新中国”
1917年，高斌出生于湖北汉阳县柏泉乡，家境贫寒。12岁读小学时，他在当地的报纸发表了一篇作文《见了月光》，文字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文采，以及脆弱敏感的心思。
我在民国的报纸上找到了高斌一生最初发表的这些文字——在今天的中国，要通过官方档案馆查找1949年后的历史，十分困难，但1949年前的民国历史档案，则容易得多。
高斌小学时期在家乡报纸上发表的作文
根据我查到的公开档案，可以勾勒出高斌的青年时期：他先就读于湖北武昌师范学校，后短暂参军，考入中央军校，加入过国民党，可能参加过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还担任过军训教师。抗日战争后期，他脱离军队重新上学，1940年考入抗战中在汉中城固县成立的西北联大外语系，1942年考上空军官校十五期飞行员，短暂地学过飞机，后因身体原因被退回。1942年至1945年，又在复旦大学外语系就读。
1947年，家庭出身贫苦的高斌，克服许多困难，留学伦敦，研究英国文学。听说新中国成立了，他欣喜若狂，返回中国——他的这些遭际，让我忍不住想到《一滴泪》中巫宁坤的遭遇。
根据陕师大档案馆出版的校史人物传略，1950年８月，高斌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他高兴地给朋友说：“早就向往着光明，今天革命成功了，咱不回来，还等何时。”
1951年，他向党组织表示：“今天革命成功了，自己从万里归来，享受胜利成果，眼看着许多过去在一起的朋友都向前一步了，自己显然是落伍。毛主席说过，革命是万里长城，走了第一步，前面还有万里路待走。有大批的革命工作待完成，我还年轻，我要好好学习一番，准备去担负建设祖国的革命工作。”
他在学习总结中写道：“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没有哪一个时期能和现在相比。我是一个中国人，自然应该把一切力量献给祖国，把祖国建设成一个人间乐园……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人民当家作主人了，每份力量都应献给祖国与人民。我在学习结束后，服从组织分配。”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1952年，高斌来到西安，先在西北艺术学院，次年到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合并为陕西师范大学），担任副教授，在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
2在1957年谈自由：“不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据我查找到的资料，1950年代，高斌先后讲授过“苏联文学”、“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写作”等课。他编著的《苏联文学》讲义油印本，是他唯一留下的遗稿。讲义中，他有不少超越于当时马列教条的东西，多次提到“自由”和“人道主义”。比如，“他（普希金）对十二月党人行动赞扬，并肯定自由事业将必获全胜。‘自由将站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兄弟们将把利剑交在你们手上’。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使命，就是用‘语言去燃起人民的心灵’，‘学习歌颂自由’，而不是用‘羞怯的竖琴讨沙皇的欢喜’。”
写屠格涅夫，他强调他是一个“贵族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写莱蒙托夫，解释他在诗篇中以半幻想和象征的形象，表达自由的概念。对普希金，他还说“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用语言把人们的心灵烧亮；在冷酷的时代歌颂自由，并号召同情那倒下的人。”
能看出，1957年的他，小心翼翼，试图在无所不在的政治教条中，加入自己的一些思想，但他给学生讲义的框架，当然绕不出苏联及共产党的那一套框架。
高斌写于1957年的《苏联文学》讲义，本文作者在旧书网上购得
3戴不完的政治帽子：躲过“胡风分子”，躲不过“右派”
1950年回到中国后，等待着高斌的，是一顶顶政治上的“帽子”。第一顶，差一点是“胡风分子”。胡风原本是中共的文学家和理论家，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全国有数千人遭牵连。胡风案也是中共建政后针对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大规模政治运动。高斌因为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复旦大学读书，和“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诗人绿原相识，而遭受审查。他的学生李武胜回忆，当时高斌被关在陕师大老校区的四楼房间，隔离审查，像罪犯一样对待，他逃跑去了北京，但一下火车就被抓了，又押回了西安。后来他被定性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没有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算是暂时躲过一劫。
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高斌的厄运真正来临了。在当年西安师范学院的报纸上，能看到一些高斌的“鸣放”言论，他首先批评了苏联文艺的教条主义。
在霍松林（陕师大文学教授）的《批判高斌污蔑苏联文学的谬论》一文里，记录了高斌反对苏联文学的言论：
“第一，他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大胆地揭露黑暗。当同学问他俄罗斯古典文学为什么好的时候，他回答说“人是不满现状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所以读起来感到好。”
“第二，高斌认为俄罗斯古典文学之所以比苏联文学好，在于没有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束缚。高斌一贯污蔑马列主义。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天书，是魔术，是变戏法，掌握了它会胡闹”，“苏联的文学艺术充满了教条”。
“高斌拿俄罗斯古典文学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如‘良心论’‘不抵抗主义’‘普遍的爱’等等，来毒害青年。”“从来不分析作品党性。对于《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等等，一笔抹杀，说他们公式化概念化，没有艺术价值。”
高斌的同事、朋友写文章批判高斌的“反动谬论”
更让他难以逃脱的，是他有和储安平一样的言论，反对“党天下”：
“三害（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以党代政，党包办了一切。”“我们看到在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部门中，除了一两本书外，其余不过是重复而已。”还有类似：“汇报制度是特务监督。”“社会主义没有法制。”
他讲自己的经历，“我回国后在新中国生活了六年，工作了五年，先后在两个学校教书，这几年来，使我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学术风气浅薄。我自己固然是不学无术，但是看了这种情形也很痛心。党垄断了马克思主义，是造成学术浅薄的主要原因。”
和1957年很多真诚地响应毛泽东号召，给党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爱党爱国”之情——“今天，我看到了共产党的内部矛盾，某些地方已经呈现了腐烂的现象，这太伤了我的心了，比前年当众指摘我反革命还伤我的心！所以，我和别人谈起那丑行奇闻时，不知不觉就言与泪俱下了。共产党员们！你们是中国人的希望，把命运交给了你们，你们怎么能腐烂！你们绝对不能腐烂！”
很难想象，这些发自肺腑的言论，发生在一个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人身上。他似乎忘却自身安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而厄运即将抵达。1957年春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不久，政治风向转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来了。这段时间，高斌被别人揭批，也揭发批判过别人，比如，揭露批判他的好朋友、同事朱宝昌教授用佛教反马克思主义，对新中国不满，毫无爱国观念等。
在一份材料上，记下了朱宝昌先生与高斌这两个好朋友为自保，在当时局面下，互相批判的情况。但俩人怎么向组织诚恳交心都没用，后来皆被划为右派分子。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当时的副校长郭琦口述回忆，高斌被定为右派分子，核心源于两封来自身边亲密朋友的揭发信。但上头来核实揭发材料时，高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始终沉默不语。结果被认为：他的沉默比说了攻击党的话还坏，是死硬到底，本身就是右派行为……他最终被打为“极右”，还好没有被送夹边沟这样的死亡农场，只是撤销了副教授职称和工资，被下放西安灞桥的农村劳动两年。
文革中西安市的一个批斗大会现场
4受欢迎的老师和“失魂落魄的政治贱民”
1959年，因为“建国十周年”，中共赦免了一批表现好的右派分子，给他们“摘帽”。谨小慎微了几年的高斌也被摘掉了帽子。
郭琦回忆，反右后的1958年，从年初的“除四害，讲卫生”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天天有运动，时时掀高潮。”全年无休的政治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犹如层层浪潮，在校园里汹涌。”身为副校长的郭琦发现，学生的大字报写作水平非常差，就力排众议，让高斌回到讲台，继续教写作，批改学生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