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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两航投共” 投共者下场悲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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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达礼是两航投共的组织者之一,曾领航11架飞机北飞至天津,抗战时期参与过驼峰运输,文革中被指控为“阴谋驾机叛国”集团的首脑,遭受酷刑,留下伤残。 郑重煌也是中航飞行员,抗战期间飞过驼峰航线,他1961年因政治原因停飞,文革中被囚七年半,幸存下来的他1975年获释,1980年恢复工作,1988年与妻子移居美国。 袁达成出生于香港,投共后任中国民航重庆站无线电机械长,后因拿香港作比较,批评中共办事拖沓,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被送往长寿湖。妻子宋菊珍原是空姐,随夫归附中共,文革中遭批斗时,女儿亦被迫参与,宋于1966年自杀。

中共一向卸磨杀驴,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卧底的特工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或杀害。图为1939年2月,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领导人合影。(公有领域)

1949年11月9日,中华民国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共12架飞机自香港北飞投共,令世界为之瞠目。台湾将此事件称为“两航投共”,中共称其为“两航起义”。

航空公司并非军队,之所以称为“起义”,皆因中共将其宣传为脱离国民党,也就是投入共产党的怀抱中,作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一个典范宣传至今。但无论是“投共”还是“起义”,上千名回到中国大陆的原两航员工却遭遇到各种运动的打击,下场悲催。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发展航空事业了。1928年,民国政府在交通部设立了民航科。1930年8月交通部与美股企业合作,成立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中方占股55%,美方45%,归属民国交通部管辖,飞行基地设在上海龙华机场。中航开设了沪蓉线、沪平线、沪粤线3条航线,还拥有交通部特准的航空邮件专营权。

1931年2月,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又合资组建了欧亚航空公司,资本总额300万美元,中方占股2/3,德方1/3,并开设沪满线、沪新线、京广线、京夏线、西昆线等航线。二战爆发后,中德断交,1943年2月,交通部接管了德方股份,改组为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

到1936年底,中航和欧亚公司的航线里程分别达5151公里和7600公里,1931-1937的七年间,两航公司共载客90,793人次、运输货物787.21吨、邮件525.68吨,其中欧亚航空占比分别为30.6%、79.7%、35.6%,从中可看出两个航空公司各自的优势领域。而两航也几乎包揽了中国国内的总运量,占比达80-90%以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民国政府的两航公司实力较强,总规模已成为远东第一、世界第六。国共内战后期,随着共产党占领城市的增多,两航的航线不断被迫停运,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不得不考虑南迁。自1948年底,两航开始将飞机、设备、人员等迁往香港,迁至香港的各式飞机将近一百架。

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拒绝将公司迁往台湾,认为台湾是孤岛,航空业务很难展开。但两航在香港不但要与原三家英属航空公司抢市场,更是受到很多排挤。如1949年6月,港英民航处要求中航将飞机大修厂和发动机修理厂在一个月内迁出启德机场,还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央航公司因为规模稍小,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也仅剩下6条航线。

同时,公司迁到香港后,两航员工一方面思念家乡,人心不稳,另一方面,由于营运业务不佳,公司开始减薪,员工也心怀不满。其实当时两航员工待遇非常优厚,比如机长潘国定收入是二千四百多美金,其他人员也在一千美金以上。

而中共方面也在打着两航的主意。1949年5月,刘敬宜离开上海时,写了一份手令,称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这让中共上海市长陈毅等认定刘敬宜不是反共人士,上报中共中央后,周恩来亲自安排统战,准备暗中策反刘敬宜和央航高层。

中共派遣了华东局社会部吕明和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执行策反任务,行前,他俩受到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接见,周恩来亲自给二人交待任务。

吕明是民国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时就认识刘敬宜,查夷平也是中共党员,并曾在欧亚公司任主任秘书和央航副总经理,在央航中上层人脉较多。

8月24日两人抵达香港,很快吕明、查夷平与香港地下党员朱汉明、两航公司地下党员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了“两航投共”工作核心小组,准备策反两航整体投共。

该核心小组的策反行动分两层渗透,高层的重点是争取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和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基层的渗透则通过何凤元、陈耀寰以及工会骨干进行,他们在机务和报务人员中秘密发展了投共起义的骨干。

10月底,周恩来亲自批准了投共时间、北飞航线、降落地点以及接应方案。

11月7日,计划投共起义的前两天,何凤元找到刘敬宜,递给他一份中航公司42名中高层负责人签名的起义宣言书,刘敬宜才最终确定参与。

11月9日早6时,中航10架飞机和央航2架飞机同时起飞,登上了北上投共的航程,由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的被称作“空中行宫”的型号为CV-240的飞机,搭载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于当日12时15分降落北京西郊机场。另外11架飞机由中航陈达礼领队飞往天津,中午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

当天刘敬宜、陈卓林还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两航”联合通告,宣告两航正式投共。11月12日,毛泽东发来贺电,称赞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11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两航”投共全体人员,称他们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之后,两航在曼谷、仰光、旧金山等国外办事处和航站的员工纷纷响应,1725名员工,加上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从香港回到大陆。

1951年,原央航人员复员至广州,原中航人员复员至天津、上海。复员到广州的有752人,他们帮助广州民航建立了飞行队、维修队、通讯队、调度室、气象台、场站、油库等,还修复了各地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残破飞机。

很多两航投共人员回忆,促使他们回大陆的原因主要是故土难离,还有在香港职业不稳定。所以当年他们迈过罗湖桥时,都很高兴从此不用再颠沛流离了。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很多女员工都扔掉了高跟鞋、口红、眉笔,换下旗袍,剪掉了卷发。但他们并不知道,其实这正是他们后来所遭遇厄运的起点。

他们首先被送进学习班洗脑,当时正好赶上抗美援朝,为响应号召,很多人把金笔、金表、金边眼镜都献出去了。在中共洗脑之下,让他们认为自己曾为“旧社会”工作是污点,所以每个人都想为“新社会”拼命工作,好早日洗脱自己在旧社会的污点。

刘敬宜被任命为新的中航公司总经理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特邀委员,但他没有留下而秘密回到香港。原因之一是他发现自己的规划根本就与中共对民航发展的计划无法合拍。他回港后隐退,在国民党悬赏十万美元取他人头的恐惧下过着忐忑不安的生活,几年后全家移民澳大利亚。

当时,中共的民航事业处于空白,两航投共人员为中共带来了物资、技术、人才,但两航员工却被有意分散到四面八方。为此,身在香港的刘敬宜曾专门给周恩来写信,但石沉大海。就这样,当年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就这样被中共共产后消失了。.

让两航投共人员更加没想到的是,他们会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屡屡遭遇磨难。据说,中共民航局一名主要领导人曾声色俱厉地说:“两航没有一个好人。”

因此,从“三反”、“五反”开始,以至反右运动中,两航投共人员多人被划为“右派”,遭发配至边远农场劳改;在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两航”投共人员,几乎无一漏网受到迫害,他们被指控为“美蒋特务”、“叛国集团”,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仅北京就有48位被当成“美蒋特务”迫害至死,还有多人遭酷刑、监禁,导致家破人亡。

还有不少人在整编和支农的名义下,被调离本职工作,从事一些既生疏又低效的体力劳动,很多人受冲击、靠边站、被下放。到了1979年,这些投共人员活着的已经所剩无几。

潘国定当年驾驶“空中行宫”投共飞到北京,他是美国华侨,抗战中曾有过500次驼峰运输的经历,回大陆后曾首开拉萨试飞航线,在文革中却遭到武斗,被造反派用木棒殴打。

熊明鑫投共后任民航西南通讯台台长,初期曾受信任,参与培训及航空业务。但1958年他被划为右派,被押往通江劳改农场,他后来拒绝了单位想利用他技术特长的企图,自行前往长寿湖,此后长期在当地生活、劳动。

王鹤年曾是中航上海至旧金山航线的中国领航员,两航投共后在民航局从事领航及教学工作。文革中被卷入“七三一案”,遭殴打至一侧失聪,被关押及监管劳动五、六年。

陈达礼是两航投共的组织者之一,曾领航11架飞机北飞至天津,抗战时期参与过驼峰运输,文革中被指控为“阴谋驾机叛国”集团的首脑,遭受酷刑,留下伤残。

郑重煌也是中航飞行员,抗战期间飞过驼峰航线,他1961年因政治原因停飞,文革中被囚七年半,幸存下来的他1975年获释,1980年恢复工作,1988年与妻子移居美国。

袁达成出生于香港,投共后任中国民航重庆站无线电机械长,后因拿香港作比较,批评中共办事拖沓,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被送往长寿湖。妻子宋菊珍原是空姐,随夫归附中共,文革中遭批斗时,女儿亦被迫参与,宋于1966年自杀。

中共至今还在宣传所谓的“两航起义”,可是如果问问当时投共的两航员工或他们的后代,就知道中共策划所谓“两航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永远跟共产党走”,替中共脸上贴金。至于后来中共利用完飞机和技术后就对其进行政治迫害,落井下石、卸磨杀驴的残暴嘴脸,则是应该让天下所有人都了解的事实真相。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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