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是一个让人怀念的老师。他早年的学生雷省吾回忆：“一位中等个头，显得十分英俊潇洒的年轻老师，胳肢窝里夹个16开大的黑色讲义夹，走进我们的教室。他扫视全场后，把讲义夹往讲课桌上一放，开始讲世界文学、俄罗斯文学课中的普希金。他口若悬河，吐字清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学生李贵仁（出版人，1989年“六四”后被判刑）回忆道：“1961年给我授课时，我全学期的作文皆由他当面批改，使我受益终生。”师生们记得，他批改作文，几乎每一篇都有眉批、总评，用毛笔小楷写，严谨、一丝不苟。
他的学生刘成章，则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发黄的书籍，不少是线装书。他总是伏案批改学生的作文，地方狭小，只能勉强容下红墨水、作业本等。青年助教去了他那儿，他总是即刻停下手中的工作，歪过身子，和大家交谈——他是一派作为贱民的落魄落寞的样子。
“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心地是坦荡的，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常常把自己藏在一丛深草里，常常显得胆怯心跳。有时，他正看书，见有人来，便把那书从膝上匆忙挪开，迅速地藏入抽斗。”侯雁北回忆。
众人的回忆，让人看到那种政治氛围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温和，谨慎，胆小和辛酸。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上写“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5教授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全国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五月下旬，陕西师大开始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同是右派的朱宝昌夫人王汉华回忆：“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先生及教师们的资产阶级宣扬封、资、修的学术思想。给这些牛鬼蛇神每人一顶高帽子、胸前挂上大牌子，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斗。”
六月，陕西师大校园里“停课闹革命”。六月七日，中文系贴出《陕西师大为谁开》的大字报，并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随后，校长郭琦被关进了牛棚。高斌作为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可能也是在这个时间被关了牛棚。根据他的经历，至少可以戴上下面几顶帽子：早年抗日报国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历史反革命”；留学英国，是“特务”；还有“胡风分子”、“反革命右派”等。
8月1日，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筹委会”。又一部分师生成立了“陕西师大文革临委会”，从此，学校成为两派，又有不同的“兵团”、“战斗队”，同时标榜自己革命，互相争斗，非常复杂，又对干部、老师们抄家、游街，批斗。
8月开始，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支持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造反，8月18日，受到毛接见之后，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为“红色要武中学”，全国掀起了“武斗”的一个高潮。
文革中陕西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
在陕西师范大学，部分造反学生成立了“八一八红卫兵团”，武斗进一步升级。“东风”红卫兵先后抄家28次，同时造反学生进一步揪斗“牛鬼蛇神”。高斌的中英文藏书在此期间全部被抄走。
西安的“红八月”风暴，通过中学教师王冷的命运，可以领略当时革命气氛之惨烈：西安三十七中语文教师王冷，在8月28日被拷打，“强迫在布满玻璃渣的水泥地面上爬行，转桌框，遍遭毒打达四个多小时之久，接着又被拷问折磨到天亮。30日在讲台上垒叠着两张课桌和两条长凳，最上的长凳反放着，下面是立放的砖头，红卫兵们鞭打王冷爬上最高处，要她站在反放长凳的横梁上去交代问题。凶手们故意晃凳子，让王冷同志摔下来。就这样，在皮鞭不断的抽打下，让她一次一次的爬上去，一次一次的向下摔，几次昏死过去，摔得不成人形……”独立导演周勍的纪录片《我记不清了》，记录了此事。
陕西师大校园里，6月8日，造反派用字纸篓糊成的高帽子揪斗副校长郭琦，6月9日郭琦被关牛棚，8月13日晚陕师大文革筹委会再次揪斗郭琦。8月15日，三名中小学女革命小将，扔西瓜皮殴打郭琦，并要将郭琦母亲拉到会场陪斗，郭母受惊吓心脏病发作卧床不起。
陕西高校中，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工大等等全部卷入了这场红色风暴。风暴之下，高斌于8月23日自尽，是陕西师范大学自杀的第一人。9月6日，地理系教授、著名学者黄国璋、范雪茵夫妇二人，一同上吊自尽。同年死去的还有曲家大师吴梅的弟子、中文系教授孙为霆。接下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挖山”运动中，历史系孙达人的妻子谭慧中，外语系孙荣先、康昭月，图书馆馆长曹世民等教师被迫害致死。
1972年，一份《关于高斌自杀问题的结论》上写到：“高的政治历史上虽有问题，总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高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采取自杀的做法是错误的。”
高斌自杀后“组织”给出的结论，及文革结束后的平反证明
6亲人们：伤痕不会消失
高斌于1960年代初结婚，1964年有了一个儿子，叫高在元。在自杀之前，高斌曾经回郑州看过母子二人。高斌自杀离世的时候，高在元只有两岁。60年后，2026年，我在河南郑州郊区的一间公寓，辗转拜访了高在元，听他详细讲述父亲的往事。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他和母亲接到通知，去参加纪念父亲的座谈会，从郑州到西安的火车上，母亲才给他讲了父亲的事。那年，他已14岁，因父亲的事吃尽了苦头。
高斌自杀离世的一年多，和妻子、儿子的合影
“我父亲在去世以前，来过一趟郑州。看了我和我妈。那时候，他已经把自己不想活的想法跟我妈说了。父亲说了一句话：解放前受尽苦，解放后又是个罪人。”高在元回忆说，父亲要走的时候，母亲不放心，给单位领导说了，让人跟到西安，但仍然没有挡住悲剧的发生。
“父亲临去世前那几天晚上，精神上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似的，大喊着我的名字，一直不停地喊。那时候他可能已经绝望了。”高在元说。
他听人家说，父亲在烈士陵园里的苹果园自缢的时候，转了一下午，先是拿刀在胳膊上割断了血管，受痛但没死，又自缢。发现他的人说，他的胳膊和手上都是血。
“父亲留下过两封遗书，一封写给其他人，一封写给我母亲。写给外人的那封遗书里，让人家劝我母亲趁早改嫁。写给我妈的遗书，嘱咐我不要再读书了，长大之后当工人，能好好活下去。就留了两封信，可惜现在这两份遗书都已遗失。”
父自杀以后，高在元的母亲在郑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批斗。年幼的高在元被母亲带着在批斗现场。一次，人群情绪激动，一个女人拿起鹅卵石，砸在了高在元的头上，这个7岁男孩的头骨被砸碎了，伤疤一直留到今天。
62岁的高在元也记得，1981年8月，父亲被平反了，收到薄薄的一张平反结论时，母亲太激动了，一口血喷到对面墙上，一头栽倒在地。他当时在旁边坐着，至今，一切历历在目。
（本文原文15000余字，为便于读者阅读，编辑做了精简。读者可在民间档案馆查看全文PDF，原题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关于高斌之死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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