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人罗大佑近日批评蔡英文、萧美琴、陈菊等女性政治人物没有子女，不像自己有孩子，会为下一代想很多。这话出自一位写过《童年》的音乐家，倒是颇有讽刺意味：当年歌唱儿童的梦想，如今关心下一代的资格，竟然要凭生育证明。
按照这个逻辑，政治人物竞选公职，除了学历、履历，还应当提交子女名单。生一个，勉强及格；生两个，责任感加倍；生三个，简直可以竞选联合国秘书长。至于没有子女的女性，纵然一生从事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也只能在旁边欣赏别人如何关怀下一代。
中国有一位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终身未婚，没有自己的孩子，却亲手接生了五万多个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妇女儿童的健康。如果按罗大佑的标准，林巧稚因为没有生育经验，恐怕也不够资格谈论下一代。五万个孩子的生命，竟然抵不过自己生一个。
反过来看，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林赛·克兰西，2023年涉嫌杀害自己的三个孩子，案件引发广泛关注。其精神健康状况和刑事责任成为法庭争议焦点。这当然是极端个案，不能代表普通父母，但至少说明，生了孩子，不会自动获得爱心证书；没有孩子，也不会自动丧失关怀下一代的能力。
更何况，政治人物服务的是全体公民，而不是自己的家族。一个总统有十个孩子，如果只想着替十个孩子安排前途，那叫家族企业，不叫国家治理。反过来，一个总统没有孩子，却能改善教育、维持财政纪律、避免把巨额债务留给下一代，难道反而不如前者？
蔡英文的政策可以批评，萧美琴的能力可以质疑，陈菊的政治表现也完全可以检验。但拿有没有生孩子来衡量她们是否关心下一代，等于批评一位厨师不会做菜，理由是他家里没有种田。
萧美琴的回应很简单：女性有权决定是否结婚生育，这种选择应当受到尊重。
这句话放在台湾，似乎只是普通常识；放到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却别有滋味。当年计划生育，国家规定少生，超生可能面临巨额罚款，甚至发生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后来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政府又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昨天嫌你生得太多，今天盼你多生几个。人口计划可以随时修改，女性的身体却不能像工厂生产线一样，随着政府指令调整产量。
这里才是民主与专制制度的一项重要区别：生育究竟是个人的自主选择，还是国家可以强制安排的任务？
民主国家同样可以鼓励生育，提供育儿补贴、产假和税收优惠，也会围绕生育及堕胎权利发生争论。但政府权力受到什么限制，公民能否公开反对，以及个人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保护，才是制度问题的关键。
罗大佑当然有权批评政治人物，哪怕论据荒唐。萧美琴也有权反驳，而不必要求他闭嘴。公众则可以根据双方的事实和逻辑作出判断。
《童年》是一首好歌，但歌写得好，不代表人生哲学一定正确。罗大佑如果真为下一代着想，不妨先承认：下一代长大以后，也有权选择不生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