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原有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迅速中断。此后四年，大学基本停止正常招生；直到1970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一套以政治表现、劳动经历和群众推荐为核心的大学招生制度逐渐形成。
这一变化并非突然发生。早在1960年代前半期，毛泽东已多次批评当时的教育制度，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结合，反对学校脱离工农群众。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同时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成为文革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思想依据。
真正使原有高考制度停止运转的，则发生在1966年6月。
当时，各学校已经进入“停课闹革命”状态。北京一些中学生公开要求废除原有升学考试制度。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宣布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把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通知明确批判原有考试制度没有跳出所谓“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认为必须进行彻底改革。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这一决定。
名义上只是“推迟半年”，但高考实际上没有再按原来的方式恢复。
一个多月后的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下发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正式规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学生先由中学和基层组织推荐，再由地方招生机构审查和录取。
这意味着从1950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统一考试、按文化成绩择优录取的制度已经被打破。
但1966年以后，大学并没有马上按新办法招生。随着文革全面展开，全国高校陷入长期停课和政治运动之中。1966年至1969年，大陆高校基本停止招生。与此同时，原本应该毕业升学的大批中学生滞留学校，随后又在“上山下乡”等政策推动下进入农村、工厂和部队。
这些青年后来恰恰成为工农兵学员的主要生源。
1968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机床厂培养技术人员的调查报告上提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必须“教育要革命”，学生应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习几年以后再回到生产实践。
这一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的意见，已经把新的大学招生制度勾勒得相当清楚：大学继续存在，但它不再主要从高中毕业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学生，而要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挑选有实践经验、政治表现好的青年。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报告，两校正式恢复招生。
报告规定，学生一般应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年龄和文化程度还可以放宽。招生则明确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这已经是后来工农兵学员制度的基本框架。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把招生办法规范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从此，“工农兵学员”成为这一时期大学生的正式称呼。
这种制度的出发点，是改变过去大学生主要依靠文化考试竞争入学的办法，让具有劳动经验的工人、农民和军人直接进入高等学校。但它同时带来了一个根本问题：当统一考试被取消以后，衡量学生学业基础的客观标准大幅削弱，而“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的权力明显上升。
文化程度差异很快成为高校教学中的现实困难。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来公布的校史资料都承认，工农兵学员入学时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关调查甚至显示，一些学生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而另一些学生原本已经具有较好的中学基础，同班教学非常困难。
另一个更难避免的问题是“走后门”。
因为谁能获得推荐，越来越取决于所在单位、基层组织和领导。原本想通过取消考试实现的一种“政治公平”，很快又可能转化为人情、权力和关系的竞争。1972年，中央甚至专门发出通知，要求纠正高校招生中的“走后门”现象，这本身已经说明问题并非个别存在。
当然，工农兵学员不能因此被简单理解为“没有能力的一代人”。许多人经历过较完整的中学教育，也珍惜重新获得学习机会，毕业以后成为各行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清华、北大的校史也特别指出，其中不乏优秀人才。
真正值得检讨的是制度本身。
从1970年至1976年，全国共招收七届约94万名工农兵学员。统一文化考试被政治审查、劳动经历和组织推荐所取代，大学入学标准因此发生根本改变。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招生重新以统一文化考试和择优录取为核心。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从1966年的“推迟半年”，到取消考试，再到推荐上大学，这条道路前后不过几年，却改变了整整一代青年的教育轨迹。
它留下的最重要教训，也许就在于：大学招生当然可以考虑社会公平、劳动经历和不同群体的机会，但如果失去了公开、统一、可以比较的学术标准，招生权力就必然更多落到人的判断和组织权力手中。
考试并不天然公平。
但取消可以公开比较的标准以后，未必会产生更多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