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1962级学生。那一年，我们班两次停课离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次在北京郊区房山县良乡公社，第二次则远赴湖南湘潭。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按照正常大学课程学习。
这在我的大学生活中，是一段非常特殊的经历。
第一次下乡：房山良乡
1960年代初，农村开始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四清”主要指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组织和思想等方面。
当时中央又强调文科学生要了解社会、参加阶级斗争，于是大学高年级学生也被大量组织下乡。
1964年2月23日，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郭影秋给全校准备下乡的师生作动员报告，要求我们通过参加运动增强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革命观点。
这一次，全校共有两千多名师生前往顺义、房山等地。
2月底，我们开始学习有关“四清”的文件。3月1日，在系副主任郑尧带领下，我们乘卡车离开学校，到达房山县良乡公社。
学校还组织留校学生在校门口列队欢送。
我们班被分到吴店、后店、黄庄、鱼儿沟几个村子。我和另外八位同学去了鱼儿沟。
鱼儿沟是个不大的村庄，靠近西山。我们到的时候，村边桃花已经开了，远处山顶却还有积雪。村里此前已经有其他单位的工作队，我们这些大学生没有多少农村工作经验，因此主要承担调查和文字工作。
我们逐户走访，了解家庭情况，帮助整理家史、村史，建立家庭阶级档案，也参与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基层组织。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直接带着那个年代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来说，那也是第一次长期走进普通农村家庭，第一次真正观察与城市完全不同的生活。
我们在鱼儿沟住了一个半月，4月15日返回学校。
回校后，又举行总结和“丰收汇报”。
谁也没有想到，半年以后，我们还会再下去，而且这一次一走就是大半年。
第二次下乡：远赴湘潭
1964年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扩大。
那年暑假以后，我们已经开始为再次下乡作准备。
8月，我们先到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劳动一个星期。整个9月基本停课，进行思想学习。
学校要求我们先“清理思想”。
我们要自己检查有什么错误思想和错误言行，再由同学互相提意见，目的是在正式下乡以前先完成一次自我教育。
9月初，学校举行“思想革命化”动员；随后又安排半个月时间进行自查、互相帮助和小整风。
接下来才正式学习社教文件。
我们学习了当时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定，也学习了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参加“四清”后形成的所谓“桃园经验”。
9月底，北京市委还把准备参加社教的高校师生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动员大会。
对当年的我们来说，能进入人民大会堂本身就让人兴奋。年轻学生很容易产生一种感觉：自己正在参加国家大事，正站在重大政治运动的第一线。
9月25日晚，系里正式宣布：我们要去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湘潭。
全场立即欢呼起来。
那时候，对年轻学生来说，“去毛主席家乡参加革命运动”带来的激动，是今天很难想象的。
临行以前，学校还给我们发了部队换季淘汰下来的旧军装，棉的、单的各一套。
1964年10月14日下午，我们乘卡车离开人民大学。校领导和留校师生一路送到北京站。
下午4点10分，我们乘605次专列南下。
全班同学都在一个车厢里，情绪非常高，就像参加一次漫长的集体旅行。两天两夜以后，10月16日下午到达湘潭。
最初几天，我们住在湘江边的交际处，学习当地情况，重新分组编队。
真正进入农村，是10月21日。
几十辆大卡车载着工作队沿公路向南行驶。车走一段，就有一批人下去；再走一段，又留下几个人。
最后，我被单独留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
那里只有一间孤零零的泥屋。
房子里住着一个孩子。他的父母在此前几年的困难时期已经去世。
这个孩子看着我非常惊讶，因为他几乎没有见过村外的人。
我也同样吃惊地看着眼前的房屋。
那种贫困和破败，对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大学生来说，是非常强烈的冲击。
第一次真正认识农村
今天再回头看，我参加社教时并没有多少政治经验，更不可能真正理解当时农村社会中的复杂关系。
但这段经历至少让我第一次长期接触了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
在北京郊区，我第一次见到土炕、灶台、风箱、水缸，也第一次知道北方很多农村住房的窗户仍然用纸糊着。
这些东西今天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当时却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过去对于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了解得非常少。
城里学生刚进农村，也闹过不少笑话。
有人从水缸里舀水，因为看不清水面，一下把半截袖子伸进水里；有人第一次被叫去“拉风箱”，竟真的只把风箱拉一下便停住，不知道那是要不停往返抽动的。
后来在一些政治宣传中，这类事情经常被拿来讥笑城市知识分子“不懂劳动”。
其实我后来越来越觉得，没有必要这样解释。
农村孩子第一次进城市，同样会有很多不懂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真正需要的，是了解，而不是把生活经验的差异变成政治上的优越与羞辱。
湖南农村又是另一番景象。
那里屋前往往是水田、荷塘，屋后是连绵的小山，远远看去青山绿水，非常漂亮。
但真正住进去以后，生活条件就完全不同。
当地很多村庄没有井，吃水、洗菜、洗衣甚至洗脚，都在同一个水塘里进行。
冬天阴冷，春天多雨。一下雨，乡间土路就变成泥浆。我们去公社开会，经常要在泥里走很远。
有一次沿湘江大堤行走，堤外已经是洪水，堤内大片稻田也浸在水中。脚下的土路一步一滑，常常走得东倒西歪。
湖南方言也是一个难关。
刚到时，老乡讲话我几乎一句听不懂。一个月以后才能大致听明白，到临走的时候，已经可以学着说几句湖南话。
这些看起来都是生活小事，却给我留下了比许多课堂知识更深的印象。
从学生到“工作队员”
我们这批大学生下乡，并不仅仅是体验生活。
我们被编入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参加的是一场正式的政治运动。
后来随着运动深入，“四清”的内容越来越广，从经济账目一直扩大到政治、组织和思想问题，农村基层干部也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我们这一代学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空气里完成大学阶段的重要一部分。
课堂可以停下来。
专业课可以放在一边。
政治运动却成为必须参加的“主课”。
1964年的两次下乡，使我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中国农村，也让我接触了许多此前从书本上无法想象的生活。
但另一方面，回头看，我们本来是大学生，却长期停止专业学习，直接进入基层政治运动。
当时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恰恰相反，很多人还觉得这是大学教育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是自己“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学校里的正常教学彻底中断。
后来再回想1964年的这些经历，我越来越觉得，那一年大学生大规模停课参加社教，不只是我个人大学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它已经显露出那个时代教育方向即将发生的巨大变化。
资料来源：陆伟国《1964年我们班两次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本文据作者回忆整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