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常被概括为“崇文抑武”。这四个字若理解成宋朝轻视军队，当然过于简单；但若理解为宋初以后，朝廷有意识地限制武将政治权力，扩大文官与科举士人的地位，那么确实抓住了宋代政治结构的一项重要特征。
五代以来，武将拥兵自立、改朝换代几乎成为常态。宋朝建立后，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让军队仍能打仗，却不能轻易成为新的政治中心。于是兵权被分割，枢密院、三衙相互牵制，地方行政权更多掌握在文官手中。与此同时，科举规模扩大，越来越多读书人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体系。
这种制度安排，慢慢产生了一种很特别的社会结果：文字能力不仅是文化资本，而且可以直接转化为官位、财富和社会地位。
宋人王铚《默记》中记载过一段很有名的故事。名将狄青的旧部焦用被告发克扣军饷，韩琦准备处死他。狄青为其求情，说：“焦用有军功，好儿。”韩琦却回答：“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
这则笔记未必能当作逐字逐句的现场记录，但它之所以长期流传，恰恰说明宋代社会已经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价值排序：军功固然重要，科举出身却意味着另一种更高的政治身份。
狄青后来官至枢密使，与韩琦的官位并不悬殊，却仍感叹自己“少一进士及第”。这句话无论是否完全出自本人，都很符合宋代士大夫社会的气氛。
这种地位并不是空头荣誉。
宋代高级文官收入相当丰厚。《宋史·职官志》所载参知政事一级官员，除钱俸外，还有米、绫、绢、绵、柴炭、盐以及各种职务补贴。范仲淹早年家境贫寒，后来身居高位，有能力购置千亩义田，设立义庄救济族人。
这里需要注意，范仲淹并不是靠“卖文章”发家，他的主要经济基础来自官俸和官僚身份。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读书、科举和文章能力，在宋代已经组成了一条可以改变社会身份的完整通道。
而文章本身，也确实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宋代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制度，叫“润笔”。
所谓润笔，就是替人写文章、制书、碑文以后得到的酬谢。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宋太宗时期，舍人院甚至把不同制书应得的润笔标准刻在石头上。重大任官、加恩，需要翰林或知制诰草拟正式文书，不只是执笔者可以得到报酬，相关吏员甚至随从也能分到一部分。
到宋神宗元丰改制以后，这种固定润笔制度被取消，但私人酬谢并没有消失。
元符二年，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哲宗起草册立刘贤妃为皇后的制书，其中一句“谅非斯人，谁可为后”，与宫中原有文字相合，皇帝十分满意，赏赐衣物、金带，并赐银五百两。
欧阳修这样的名家，文章更是直接成为昂贵商品。
名相王旦去世后，其子王素请欧阳修撰写碑文，送来贵重金器作为润笔。欧阳修开玩笑说有酒器却无人捧酒，王素竟真的又买来两名侍女。欧阳修这才发现玩笑开大了，最终收下器物，把侍女退回。
这种故事固然带有宋人笔记特有的趣味，但背后的社会现实很清楚：名家的文字具有可以直接折算成财富的价值。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墓志铭和神道碑。
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身后评价。一个家族如果能请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坛领袖为祖先撰写碑铭，本身就是巨大的社会声望。因此名家碑文往往价格不菲。南宋孙觌甚至长期以替人撰写碑志获得大量收入，有人答应以千匹丝帛、千石粮食作为报酬，请他撰写墓志。
当然，这些属于文人世界的最高端市场，不能拿欧阳修、蒋之奇这样的价格代表所有宋代读书人的平均收入。就像今天顶级律师一次收费极高，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法律专业毕业生都有这种收入。
但这些例子仍然说明一个重要问题：
宋代社会愿意为文字付钱，而且愿意付很大的钱。
这背后体现的不是简单的文学爱好，而是一整套制度。
科举决定仕途，制书关系官位，碑文影响身后名声，文章又是士大夫之间判断才能的重要尺度。文字因此同时具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极大的士大夫阶层。
这些人有官俸，有文化，有收藏能力，有时间，也有强烈的审美竞争。他们读书、写诗、收藏书画、建园林、赏瓷器、刻碑帖，还会评价和购买别人的作品。
再加上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印刷术发展、书籍流通扩大、教育人口增加，文化产品第一次拥有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
所以宋代文学、绘画、书法和瓷器的繁荣，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皇帝给文人钱多”。
但钱很重要。
更准确地说，宋代真正特殊的地方，是它建立了一套制度，使文化能力能够持续兑换成权力、身份、财富和声望。
一个社会如果不断告诉年轻人：写文章没有用，读书不能改变命运，文化只值几文钱，那么再伟大的艺术传统，也很难只靠几个天才维持。
而宋代恰恰相反。
一个贫寒少年可能通过科举进入朝廷；一篇制书可以得到数百两银子的赏赐；一篇碑文可以成为一个家族愿意花重金购买的文化资产；一个人的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本身就可能成为社会地位的一部分。
因此，“崇文”真正有力量的地方，不是皇帝喊了一句口号。
而是整个社会不断用官位、金钱和荣誉告诉读书人：
文章，是值钱的。
文化，也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