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这个称呼形成于文革时期，通常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仍在中学就读的初、高中六届学生。1966年，中国在校中学生约有一千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学业随后被打断。
这是一代很特殊的人。
他们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接受基础教育，从小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学习雷锋，接受集体主义、阶级斗争和“突出政治”的教育。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并不是成年以后才接触到的政治概念，而是童年和少年教育的一部分。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们大多只有十几岁。
年轻、热情、容易相信权威，又正处在强烈寻找自我和证明自我的年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后，中学生成为其中最活跃的群体之一。有人批斗校长和老师，有人参与抄家、破“四旧”，有人在“红八月”卷入暴力，还有人随着大串联把运动带向全国。
后来夺权、派性冲突和武斗扩大时，一部分“老三届”继续冲在前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不只是后来历史叙述中的“受害者”。在文革最初阶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少数人甚至直接成为暴力的实施者。
但历史很快发生了反转。
曾经被称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不久便失去了原来的政治位置。学校长期停课，大学招生制度中断，正常升学道路被切断。1968年前后，大批城市中学生被要求上山下乡，去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大约七成“老三届”经历过不同形式的上山下乡，另一些人进入工厂、参军或获得其他安排。
昨天还在城市学校里谈论革命，第二天就可能背起行李前往陌生农村。
许多人没有任何农业经验，却要面对繁重劳动、物资匮乏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有些人几年后通过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等方式离开农村；另一些人一直到1970年代末知青大规模返城时才回来；还有极少数人最终留在当地，在农村结婚成家。
同样属于“老三届”，命运很快便出现巨大差别。
家庭出身是当时最重要的分流因素之一。
工人、贫下中农、干部家庭子女，与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子女，在参军、招工、入党、推荐上大学等方面面临的机会并不相同。干部家庭内部也并非始终稳定，一个干部在政治运动中的升降，常常会立刻改变子女的处境。
今天是“革命干部子弟”，明天也可能随着父母被打倒而成为“黑帮子女”。
教育程度本身也造成了巨大差异。“老高三”已经基本完成高中课程，原本准备参加高考；“老初一”刚刚进入中学，正规教育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打断。十年后恢复高考时，同样被称为“老三届”的两个人，文化基础可能相差很远。
1970年代，一部分人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大学；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有一些人通过考试重新进入高校。整个“老三届”中，后来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仍是少数。
更多人进入了工厂、基层单位和普通职业。
他们的人生轨迹也并没有因为文革结束而从此平顺。
一些返城知青没有正式工作，为了生存，只能修鞋、摆摊、卖东西、开小店。改革开放初期，这批城市待业青年成为最早进入个体经营的人群之一。国家对个体经济逐步放开，既是经济政策变化的结果，也与城市必须解决大量返城青年的就业现实有关。
另一批人进入国营和集体企业，从学徒、普通工人慢慢熬到中年。到了1990年代国企改革和下岗潮来临时，其中不少人再次失去稳定岗位。
少年时代遇到经济困难，青年时代遇到文革和上山下乡，中年又经历经济制度转型——这一代人的人生，几乎不断跟随国家政策的大转弯而改变。
当然，也有人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老三届”后来出现过高级干部、将军、学者、企业家、作家、导演和艺术家。媒体更容易记住这些成功者，因为他们的经历耀眼，也更容易被写进历史。
但他们只是少数。
在这些“分子”背后，是数量更加庞大的普通人。他们没有传奇经历，没有著作和回忆录，只是在工厂、街道、农村、基层单位中度过一生。
评价“老三届”，因此很难用一句话概括。
他们是受教育中断的一代，这是事实。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初期参加过政治迫害和暴力，也是事实。
他们后来又成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同样是事实。
受害与加害，在这一代人身上并不总是截然分开。一个1966年曾经参与批斗老师的学生，1969年可能已经在东北农场挨饿；一个曾经热衷造反的人，十年后也可能开始反思自己当年的行为。
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就有不少已经进入青年和壮年期的“老三届”参与其中。十年前还在政治狂热中的一些人，此时已经开始公开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这种变化，也是这代人历史的一部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三届”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政治人格。
有人终身反思文革，有人坚持认为自己的青春选择没有错；有人后来接受更加开放的思想，有人仍然留恋早年的政治激情；有人强调自己是受害者，也有人愿意面对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这一事实。
经历相似，并不意味着结论相同。
六十年以后，这代人已经进入古稀和耄耋之年，正在整体退出社会中心。
他们年轻时曾经被时代推到舞台中央，被告诉自己能够“改造世界”；不久以后，又被送到农村和工厂，在普通生活中重新寻找位置。
其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获得补偿，有人终身没有真正补回被中断的教育和青春。
因此，“老三届”既不是一个值得浪漫化的英雄群体，也不能简单归入一个无辜的受害者群体。
他们是一代被强烈政治化的青年，也是一代被政治运动重新安排人生的人。
他们曾经参与历史，也被历史支配；曾经伤害别人，也曾遭受伤害；有人在后来完成了反思，有人没有。
如果说这代人的经历今天仍有什么意义，或许就在于提醒后人：当一个社会把十几岁的年轻人推向政治斗争前线时，个人判断、教育秩序和基本伦理都可能迅速让位于集体激情。
而等激情过去，真正承担后果的，往往还是那些年轻人自己，以及被他们伤害过的人。
六十年后再看“老三届”，最值得留下的，不是简单的歌颂或谴责，而是把这一代人的选择、责任、苦难和分化都保留下来。
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再次被写成一句整齐的口号。
资料来源：吴敏《“老三届”六十年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