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写得沉重，“那是我们老三届整整一代人啊”，这一代人“没有春天”，那不止是“没有青春”，而是“没有成为‘我’——我把自己失落在何处？一个没有‘我’的人生又何必用我来活？我要从此确立我的节日，是为了一年一度替自己招魂”，读到这里，我不觉默然泪下。
读到抗抗不容易。她跟我前后脚差一年，出生在杭州的一条胡同里，不过到成人之后才有交往。我流亡后，她又通过《开放》老总金钟找到我，最初只是为了找我的‘寂寞的德拉瓦湾’，她说：
‘可惜没有读到《雨夜竹竿巷》——我家也曾住那条小巷。下次若是回杭州，当重返竹竿巷，寻找童年的伙伴。他父亲过世那年，他回来告别，在八宝山。我为送他父亲而去，一直站在他身后不远，直到灵柩被推走，他扑在那扇门上……他没有看见我，也没说一句话。那天我很难过，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很像读到他的新书，已托美国朋友去买。能告诉我是那个出版社吗？至今我仍然怀念晓康父母对我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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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八十年代末期，我们已在北京重逢，那是个“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时代，大伙儿不管在哪个行当里成名，却都是“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我写过一篇《肤浅的八十年代》，抒发我对那个年月的酸溜溜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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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抗极为犀利，她是小说家，鲜少作杂文，却在前些年写了一篇《丑陋的老三届》，把自己的同代人好生揶揄数落，震动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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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她更深了一步，剖析这代人的命运，被废弃的一代人，西方有“失去的一代”，她点出了中国的实质：失去“个人”的一个世代。
她说：“未度的春天当做落红掩埋”、“曾被严寒肆虐，又被春风所误，何处去寻回属于我们的日子？”
她用文学“重写青春”，她是最红的知青作家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我听说她穷十年心力，写了一部有关八十年代的长篇，十年研读资料、批阅增删再三，终得三卷100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