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许多独特的经历,比如背煤。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小说《背煤的孩子》,参加国庆三十周年征文竞赛活动。当我将这篇文章的构思告诉我的同学时,他们都很惊讶,“背煤?”“这太悲惨了罢!”
想到这个题目也是很悲惨的。但这构思的基本内容却是真实的。那篇曾获贵州民族学院征文三等奖的小说尽管后来成为我写成的唯一一篇小说,却颇获好评。以至那位曾经是我写作老师的我省著名作家苏晓星对这篇小说很是赞赏。毕业了这么多年,仍然一次次写信鼓励我,要我坚持写作。
记得那还是“文革”的乱纷纷的年代,我小学毕业了,也没有升初中的消息,那个时候环境稍好一点,我们家也从县城杨柳巷搬到了县医院家属院子。我的背煤的故事也就发生在这时。
我已经记不起当初参与这背煤队伍的动机是什么?抑或是因为寂寥,因为贫困还是因为同伴的邀约,或者纯粹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力?总之我是参与了。虽然背煤是为了自家烧用,但在那条长约十五华里,往返尚有三十来里的路上,不管寒来暑往,我是坚持了整整五年。
记得每次背煤,要起得很早,雄鸡嘹亮的啼叫还在夜空中回荡,有时还有星子在天空中闪烁。这时,便有小伙伴来敲门,“咚咚咚”“咚咚咚”震得木板屋子震天响。有时还在梦中,有时已经起床了。胡乱扒了几口吃食,点燃了亮杆,背上了坚固牢实的竹夹背,便急急上路了。
这时才凌晨五点,亮杆是葵花杆放在冬水田里泡制晾干而成,用的时候把它尖稍用手捏捏,便裂成几片,用火柴划燃,那火焰便明亮地燃烧晃动。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便哼着歌子蹦跳着快活地行走着。十五里路,仿佛并不遥远,要下一道坡,上一道坎,经过猫溪沟、标水岩、凉水井、冷水台,还有那路途艰难的老鹰关,手中的亮杆越来越短,而天色也逐渐明亮起来,我们的终点站桥溪河煤厂就到了。
这个时候还不到早上八点,那位住在县城的唐会计才从车上慢慢下来。他将这木板拼成的开票间的铁挂锁打开,将那扇格子窗户用一根支杆支起来,于是便有无数双手攒了钱拥到窗边。唐会计动作麻利,态度也好,一边抓过钱币,一边迅速撕下一张张开好的煤票。
那时煤厂的煤很便宜,六七角钱就可买一百斤。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能背二十斤、三十斤,直到最后也才加到六十斤。
开好票,我们便去捡煤过秤。更多的时候,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煤。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浑身被煤粉染黑的挖煤工人推了煤车,沿着两条钢轨飞快地跑来,小伙伴们于是嚷叫“煤来了”“煤来了”。嗓音未落,那一车煤已从悬空的三四丈高的钢轨上倾倒下来。煤粉烟雾呛人,持了箩兜、背篓的人群便蜂拥而上,抢装煤。
煤抢到了,人也成了煤人。
过好秤,在旁边水沟中胡乱洗洗手脸,肩上的担子便沉重起来。慢慢走罢,三步一停、五步一歇往回赶。到家的时候,时针往往指向中午十二点或一点了。也有等不到煤,要下午四五点钟或天色擦黑才两手空空回来的事。
那个时候,县城街面上的大字报专栏有时还出现我父亲或母亲的大字报。也有许多人围着看。这个时候,背着煤,从县城街道上经过,你会感觉到犹如芒刺在背,于是背煤的沉重就达到了极限。
走到背煤的路上,山野很静,空气也清新,有乡村独特的炊烟袅袅,有农家独有的香味扑面。这时你会忘却了道路的冗长和城镇的烦恼,整个人静浴在一种温馨的气氛中。
这条路上你会看到如我一样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和贫困人家的子弟,他们中有多数人背煤是为了换钱补贴家用,甚而养家糊口,生活的压力并不比我轻松。他们面孔黑黑的,个子瘦瘦的,推着独特的木制独轮鸡公车,用麻袋装了煤,放在车上,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在前面拖拉,后面的哥哥手执车辕,肩上勒着带子用力推动,那车便吱呀作响着前行。也有用箩挑或背篓背的,不过他们负荷很重,小小年纪就要挑背上百斤,边走边用手背甩汗珠子。
他们还会哼唱“背煤老二”的歌子,“背煤老二黑乌乌,一天找来一天敷,落得三天毛毛雨,背篓背杵一齐输。”我认识的一位背煤的孩子,他和他年迈的母亲住在县城边一个茅草搭成的类似窝棚的屋子里,家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在一个背煤的日子里,他与同行的小伙伴打闹,刚好碰到一段掉落在半空的高压电线,就在煤厂附近的地方,他的生命就这样终结。可怜他的母亲,望儿归望眼欲穿呐!
多年后,我读到蹇先艾老先生的小说《水葬》,眼前还老是晃动着这个孩子的身影。
还有一起背煤的女孩,她的家庭受到很大的冲击,她的意识里老有一种观念:找个当兵的军人做丈夫,象她那种家庭在当时又不可能,于是她老是在军人家属的门前徘徊,还经常在背煤路上念叨。逐渐,精神便不正常,最后进了疯人院。
那梦魇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经过几十年的掏挖,我曾经背过煤的那个煤厂也再挖不出煤来,县城的人们用煤要到离这儿四五十公里的地方,当然是用车载。煤一直运到家门口,似乎还不愿意动手,要找零工来帮助,背煤,也就成了城里人的遥远的故事。
写于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