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之混世魔王篇＊阿波罗新闻网

我们那座城市不大。文革前，行政隶属颇为特殊，直接归中央管辖，是中国版图上仅有的两个“特区”之一（另一个是大庆）。后来，唯一的“儿子县”也被划了出去，城里人口不足二十万。城市的性格很单纯：矿区为主，人情粗粝——东北人聚集。风沙与矿灰（渣）并重，硫磺（硫酸）的刺鼻气味笼罩全城。据说，单凭这气味，我们这所城市从未有过飞行员（招飞时个个鼻窦肿大）。

文革是从“打三家村”开始的，又在“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时真正落到我们这些小孩子身上。那一年，我刚从小学一年级升到二年级。

家里的变故来得毫无征兆，却又一环扣一环。先是保姆不告而别；接着，父亲被隔离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矿山；再后来，母亲也不能回家。转眼之间，我们成了没人管、没人教的孩子。严格说来，是大姐勉强撑着这个家。

我和二姐却正相反——天性顽劣。尤其二姐，从小像个男孩子，爬高上低、胆大包天。我先跟着她混，后来渐渐觉得男女有别，便转而和一群邻居孩子凑到一起，正式开启了我的“混世魔王”生涯。

要混，总得有名头；要有名头，必得有山头；要有山头，当然还得有根据地。

我们的根据地，说出来不太体面——是公安局养狼狗的小棚棚，俗称“狗窝”。文革中我们干的第一件“造反大事”，便是占领这一战略要地。要知道，从前上学路过这里，我们都得屏住呼吸、加快脚步，仿佛行走在地狱边缘；如今狼狗没了，小棚空着，我们理直气壮地接管过来，当作司令部，心里那份“占山为王”的得意，至今难忘。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捡烟屁股、抽丝瓜藤这些“坏毛病”逐一上身，而且学得飞快，坏得出格。

吃的问题怎么办？拿（偷）。

当然，我们不叫偷，叫“顺”——顺手、顺便而已。混也有混的规矩，我们的宗旨很明确：不管外面彩旗怎么飘，坚决不干打砸抢那一套。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不偷钱。

夏天，我们住处附近有个市委（人委）食堂。晚上蒸好包子、馒头，留作第二天早餐，怕天热馊了，常常开着窗子散热。这便给了我们机会。个子矮，手够不着？没关系。急中生智，用长竹竿绑上一截铁丝，往窗里一戳，少说也能带出三四个。

冬天不行，这种福利没了。花无百日红嘛，那就来真的。几个人轮流掏出五分钱，到包子铺买一个包子，其余人趁机下手。时间一久，包子铺觉出猫腻，开始严防死守。嘿，这也难不倒我们——干脆一人抢了包子就跑，引得店家四散追赶；再抢、再跑，直到铺子里无人可守。最后，双方达成默契：我们拿壹毛钱，你卖我五个包子。相安无事。

在我们眼里，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事”。更荒唐的还在后头。

有一回，我们溜进剧团，把演出服偷了出来。穿上汉奸的长衫、戴上礼帽，手里拿着驳壳枪（当然是道具），专挑夜深人静时出来吓人——只是吓，不抢，也不近身。尤其是听见女孩子的尖叫，我们简直得意忘形：甩手晃脚，扭动身躯，人还没扁担高，心却早已翻到天上去了。

打群架（屁孩打架，哪能叫“打”呢），游手好闲，大街上多出几个吹着口哨、叼着烟屁股、时不时发出怪声的小流氓。然后呢？当然是琢磨下一个目标。

不久，我们盯上了市委招待所。那时候招待所鲜少住人，我们索性把据点转移过去——狗窝毕竟不雅。怎么进去？翻墙、爬树、上屋顶，从瓦片一块一块掀起，直到找到带天窗的房间，再用绳子溜进去。走的时候，把桌椅一搭，轻松脱身。

可有一天，我们发现“仙居”被人占了——招待所重新开张了。

这还了得？熟可忍，熟不可忍。我们顿时炸了营：竟敢欺负到我们头上，也不看看这山头谁说了算！怎么办？凉拌。

扮鬼、听窗这些小手段先上，胆小的自然吓跑；可对方行踪严密，招待所也加强了防范，连饭粒里下巴豆的机会都没有，简直铜墙铁壁。哼，那就换招——难道你们只进，不“出”了？

对付“出”，文明的办法是唱歪歌，“羞羞羞”；不灵，就用弹弓、用树上的果子打；再不行，就上缺德的。

“出”缺德在哪？“出”不只是出门，还有出恭。

那年月，几乎所有的公共厕所大多简陋得很。厕所里前后一溜排开，前面是小便池，后面就是一排茅坑，中间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男人们同时蹲在那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厕所后面则是一只封死的水泥粪池，里面终年积着满满当当的秽物。

隔些日子，便有城郊农民赶着粪车进城掏粪。粪池一开盖，臭气立刻冲天而起，离得老远都能闻见。掏粪的农民却早已习以为常，穿着旧衣服，拎着长柄工具，旁若无人地干活。路人见了，往往捂着鼻子绕道而行。

而我们几个调皮鬼，偏偏盯上了这只粪池的盖子。

一天，我们故意缠住一个前来掏粪的农民，东拉西扯，非要跟他打赌。其实哪里是什么打赌，不过是存心把他拖住。趁他手忙脚乱应付我们的当口，其中一个同伴悄悄摸走了粪池的钥匙，拔腿就跑，找地方去配。剩下的人继续围着他胡搅蛮缠，问东问西，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等那把配好的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来，我们的“缺德工程”便算是具备了开工条件。

接下来开始分工。

有人负责开锁，有人负责望风。望风是最苦的活儿，只能轮流，因为谁也不愿意一直站在那里。最损的一招，是专门派一个人装模作样地在旁边撒尿，嘴里还故意哼着不着调的小曲儿，眼睛却不停地瞟着那个恭民。对方当然知道我们没安好心，气得脸色发青，却又拿几个半大小子没有办法。现在回想起来，那副又气又急的样子，真是有够缺德。我敢说，那一刻他心里恐怕真恨不得把我们几个一人揍上一顿。

我们的第一步其实很简单：打开粪池盖子，先往里面扔一两块砖头。

“扑通”一声，下面立刻传来沉闷的响动，黑乎乎的粪水猛地荡起来，臭气也随之往上翻。离得近的人赶紧后退，有时还会溅出污水。这个动作的用意很明确——不是为了真伤人，而是为了警告：赶紧走开，别靠近。

如果对方还不走，那就上“重武器”——土炮。

所谓“土炮”，其实就是用来掏粪的长柄铲子。我们几个凑了两块五毛钱，从农民手里把这件“武器”买了下来。找好支点，把铲头探进粪池，长柄斜着架好，然后猛地一压、一抬。

只听“哗”的一声，一团黑乎乎的秽物便从粪池里腾空而起，沿着我们预先算好的方向，直冲对方的裤裆而去。

这才是“土炮”的真正厉害之处。

那东西不是漫天飞散，而是被长柄铲的杠杆作用集中地挑起来，像一枚出膛的“炮弹”，不偏不倚地奔着目标而去。中招的人往往根本来不及躲，只能猛地往前一跳，裤子提也不是，不提也不是，满屁股都是战利品；而我们几个早已笑得前仰后合，撒腿就跑。

当然，事情做完以后，谁也不敢留下来欣赏“战果”。毕竟那地方的臭味实在不是闹着玩的。跑出老远，还能听见身后的叫骂声，夹杂着我们一阵阵忍不住的窃笑。

现在想起来，这种恶作剧实在谈不上什么聪明，纯粹是几个混小子闲得无聊，胆大、手欠，又不知道什么叫分寸。所谓“缺德”，大概也就在这里：不但戏弄人，而且专门往人最狼狈、最难堪的地方下手。几十年过去了，细节倒还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那团秽物腾空而起、直奔裤裆的瞬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当年的我们，真够损的。

回头看，文革时期，我们既最无拘无束，也最放纵。那是一段野蛮生长、无人收拾的童年，也是混世魔王真正横行的年代。

正因为没有父母管，我们才无法无天。

其实，父母不在家，我们姐弟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学习，也不是政治态度，而是一个最原始、最直接的问题：怎么活下去。

过去的日子，上有父母，下有保姆，左邻右舍一屋子叔叔阿姨，生活从来不需要我们操心。可一旦出事，真应了那句话——树倒猢狲散。生活的担子一下子砸下来。对我这个九岁（1968年）的男孩来说，似乎还不太懂事，“少年不识愁滋味”；可对只比我大六岁的大姐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千斤重担。

她要看住本就生性顽劣的弟弟妹妹，要想办法维持家里的日子，更要紧的是，她还必须“表现好”，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姐从小就是标准的好学生：小学三条杠，中学当过全校红卫兵营营长（相当于学生会主席，后来这个职位被我二姐承袭），毛选积极分子，还因为表现突出上过北京，在天安门观礼台见过世面。可这些光环背后，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家里当家作主。

按我父亲的话说，大姐是“心高体弱小姐的命”，而我和二姐，从来都是皮皮实实、摔打得起的料。于是，最脏最累的活，自然落在我和二姐身上。

捡煤渣、倒山芋，就是我们的日常。

我们是典型的工矿城市，大型电厂每天吞吐大量煤炭，有专门的运输车队负责运送。运煤车多是解放牌三吨自卸卡车，全钢结构，光溜溜的，一般人看不出能留下些什么。但再干净的地方，也总有缝隙。俗话说，蛇有蛇路，虾有虾窝。我们慢慢摸出了门道：卡车后面的活动挡板下沿有一道槽，车轮上的护板边缘也会挂煤渣——这点残余，就是我们的“救命粮”。

每天黄昏，我们准时守在车队停车场。车一进来，孩子们一拥而上，像乞丐抢食一般扑过去。一人占几个车位，划片包干，这样总能有点收获。煤渣捡回家，既能烧火，也能换点东西。

“倒山芋”，听着文雅，其实就是到农村去捡红薯。捡什么？捡农民已经起过粮的地——空地。地虽空，总还有半截地瓜、小块红薯留在土里，农民不屑再翻第二遍，我们却像后来人说的“淘宝”一样，把每个边边角角都翻个遍。有时候运气好，能捡回半篮子红薯，那一天，家里就算有着落了。

有人也许会问：这么乞丐般的生活，就没人管吗？

管？那时候谁顾得上谁。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政府系统几乎瘫痪，人人自顾不暇。能活着，已经算本事。

冬天来了，地里没了红薯，我和二姐也没闲着。上山砍柴、挖树根。柴火自用或卖钱，都是活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揣上红薯窝头，走十几里山路进山。那几年粮食紧张，国家定量不够，只好用山芋干掺着吃——蒸着吃、磨面做窝头，全凭一口咽下去的力气。

山里砍柴，有时没柴砍，生气——白跑一趟；有柴砍，也生气——少了不值，多了运不走。我们姐弟俩肩挑人抬，十几里路，真不知道能撑到哪一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一路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

二姐常常让我歇着，她多挑、多抬，生怕我这个弟弟累坏了，长不高。她总说，家里就这一个男丁，不能有闪失。如今想来，真是讽刺——现在她反倒成了我们三人中最小、最矮的一个。

祸不单行，怕什么来什么。一次上山，我脚下一滑，一个跟头翻下去，左手臂当场骨折。二姐二话不说，把我背在身上，拼命往医院跑。直到今天，只要有人提起“下定决心”那几句歌词，我眼前浮现的，还是大雪纷飞的山路，和她弓着背咬牙往前跑的身影。

打上石膏，我在家歇了一个多月。闲不住，也不能白吃饭，为了挣点零用钱，我开始搓麻绳。小时候无意听父亲讲过他当年打游击时搓麻绳的事，没想到派上了用场。

我去工地捡断麻绳，长短不论，短的只要一虎口长也行。拿回家，先拆开，用清水煮——水一开就起，火候过了就糟，为此手指常被烫起泡。待麻纤维完全舒展开来，把一头编好固定在长板凳上，手上用力均匀，一节一节接着搓。就这样，一根“新麻绳”便算完工。

多年以后，有一次心血来潮给太太梳辫子，我那套熟练手法让她狐疑地盯着我看了半天，大概在想：这人当年不知给多少姑娘梳过辫子。哪知道，这手艺是从麻绳里练出来的。

可生活还得继续。怎么办？我想起夏天存下的一些晒干的知了壳。翻出来一数，正好一百个。知了是好东西：没脱壳前能炸着吃，脱壳后能烤着吃；还能抓来玩，用面筋粘，养着听它叫。壳更是上好的中药材，送到医药公司，一个两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