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日的一天傍晚，我正和两个同学在天安门广场闲逛，遇到一位邻居，他大声地招呼我：“哎，伶伶，你不回家看看，你妈给你们接回来一个姥姥。”
姥姥？我还真有一个姥姥？还真的被接回到家里来了？
之所以奇怪，是因为母亲从没有说过她有一个妈，只提过她有一个父亲，还很早就过世了。
我知道我的母亲出身不好，档案里写的是“地主”。为此，她多年没有入党，尽管她参加革命挺早，也为此，她心里总有些委屈和恓惶。
我小的时候，母亲常跟我说起她参加抗大学校时的场景（抗大不仅在延安有，在山西也有分校），什么集合早操呀，什么学唱抗日歌曲呀，什么吃饭要快，不然集合号一吹没吃饱也要放下碗筷赶紧跑呀，等等。每当她说起这些情景，她的脸上总会泛起微笑。可是，当我问到她“后来呢”，她就会一声叹息——“我被那个老地主叫回去了！”
原来，母亲生长在山西的武乡县，那个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党的地盘，而她的父亲虽是地主，但也是积极拥护抗日的开明绅士，他在临县还担任着一个什么“区长”的职务，是共产党的团结对象。
母亲是1924年出生的，抗战爆发时她十三岁。她家里的长辈多有文化，都是抗战的积极分子。一天，她趁家人没注意，跟着堂兄堂姐偷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她被安排进了“抗大”学习。那时，她不过十五、六岁年纪。待她的父亲回乡后，发现女儿离家了，便马上派人去追要。抗大学校的领导也不好硬留，只好让母亲回去。到了解放战争期间，母亲在解放了的长治再次参加了革命队伍，在一个经济部门工作。母亲追求进步，很想入党，但就因为这个地主出身，她一直徘徊在党的大门之外。
我记得还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个午饭后，我要去参加学校的一个文艺活动，母亲给我梳辫子。她一边梳，一边跟我讲了这样一段话：“昨天，我收到了你阳泉舅舅的信。他告诉我，我不是他家的亲闺女，是他家花钱买来的。他说，当时他家只有他和小舅两个儿子，没有闺女，他父亲听说有人在卖女孩，就买了回来。那个女孩就是我，那年我三岁。”
母亲一边给我梳头，一边低声地跟我说着她的身世。原来母亲是被卖的！我的嗓子眼儿像被什么东西噎住，想哭，可没有，我只是努力地把眼泪往回咽，我也没有抬头看我的母亲，待她给我梳好辫子，我赶紧出了门。
之后的几年里，我没有听到母亲再提起过此事，也没有听到过我的其他兄妹议论过此事，我猜想，这件事母亲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时间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而那段时间，对每个人来说，“出身”显得那么重要。出身好，是红五类，在社会上就扬眉吐气，出身不好，就是黑五类，就只能唉声叹气。我想，那时的母亲多希望她的档案里能把“地主出身”这一条改过来呀。
母亲的组织了解到这一情况，也支持母亲去寻找自己的亲娘。那么从哪儿找呢？还是母亲的哥哥，也就是几年前告知她是买来的那位家住阳泉的舅舅给她指点了一个方向——“听说，你是父亲在长子县当区长时从那里买来的。”
长子县，距离母亲的家乡武乡县一百多里，母亲把寻亲的信寄给了长子县的公安局。拆信的是一位中年警察。这位警察一时也不知这事该从何处查起，便去找一些年纪大的人询问。好巧不巧，这位警察的爹恰是位长子县的“老公安”。儿子回家跟老子一提此事，老子就说有印象，告诉他：“王家庄有一户人早年间卖过闺女。”年轻的警察赶紧跑到王家庄去找，果真，一个五保户的老太太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
1926年，河北磁县的讲武城，有个大户人家，姓孙。一天，家里年轻的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到街上去看热闹，却遇上了人贩子。人贩子把这娘俩拐带到山西，卖给了长子县的一个放羊老汉。那个小媳妇就是我姥姥，怀里抱着的女孩就是我妈。
那时，隔着几百里的路就如隔着条银河，更何况山西与河北之间还隔着座太行山，小脚的女人不可能找回原来的家，只能跟着放羊老汉过日子。两年后，女人生下一个女孩，那么，带过来的“拖油瓶”就成了个多余的。那个时候，我妈三岁，被放羊老汉卖给了当时的段区长，其名义是给区长当“闺女”。
按说，地主的“闺女”本应是身居绣楼里不干活的，可我妈这个“闺女”，一进门就不能闲着，捡柴、烧火、纳鞋底、絮棉花，没有她不干的，同时还要帮着照顾上学的哥哥和拖着大鼻涕的弟弟。所以，母亲是个非常能吃苦，什么活计都会干的女人。
我的母亲，在那个大家庭里慢慢长大，她成了家里家外谁都喜欢的姑娘，这因为她的善良、勤快、体贴人，更有她脸上总挂着的微笑。待她长大后，她被家族里一些年长的人带着出来参加了革命。（有的时候也庆幸，母亲幸亏被卖到了地主家，因为在这个家族里她遇到了一些有文化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后来，这些抗日青年有的成了共产党的高官，有的跟着国民党去往了台湾。）
再说回到长子县的那位警察，他找到了我的姥姥后便马上给母亲写信报喜，母亲也麻利地购制了全套的新衣，第一时间赶到山西去接我的姥姥。
这次，母亲不仅找回了她的亲娘，还找回了亲娘与放羊老汉生的妹妹，以及妹妹的三个儿女——也就是我的姨和我的表哥表妹，甚至还带着这个姥姥回到了她的出生地——河北省磁县讲武城，见到了她同父异母的兄弟和家人。
也就是那次见面，母亲知道了，当年的那次走失，让母亲的奶奶哭瞎了眼睛，家业也一蹶不振。至于山西那个放羊老汉，说是早就死了，我的姨夫（也就是母亲同母异父妹妹的丈夫）也因为一次乡村的电力事故受伤去世，使姨家的家境十分贫寒。所以，我的姥姥就成了当地的五保户。
第一次见到我的姥姥，我真被吓了一跳。虽说她穿着我妈亲手给她缝制的簇新的大绒黑衣，可她那她满脸的如沟壑般的皱纹，真的很难看。她的皱纹黑黑的，像里面藏着多年没洗净的黑泥，眼皮耷拉着，睁开就是三角眼，可眼珠贼亮，她的嘴挺大，可嘴里没剩几颗牙齿。这个样子，完全出乎我对“姥姥”的想象。
家里多了一个姥姥，我们该怎样与她相处，她又是怎样融入这个陌生的家庭？
睡觉，她被安排在我的身边，我俩睡到了一张双人床上。
吃饭，她坚决不上桌，也不让我和妹妹上桌。如果我的哥哥弟弟没到，她也绝不让我们女孩端碗。
同学来家，我给同学盛饭，她会抢过碗去，唠叨着：“哪儿能谁来都管饭？”弄得我十分尴尬。
为这些事，我没少跟她斗争。可她也很厉害。她会说：“我在村里是五保户，谁也不能欺负我！毛主席说了，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我，王桂荣，雇农，我上过台，讲过话！”
啊，原来，姥姥在村里是个典型的红五类，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
虽说姥姥很快就有了北京的户口，住进了紧挨着天安门的四合院，住上了有上下水和抽水马桶的大北房，吃上了白面馒头和打卤面，但她并不快活。后来知道，她想巧榆，想那个我妈同母异父的妹妹，毕竟，她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一天，我找东西，拉出了她床下的一个纸箱，掀开上面的一张报纸，下面居然藏着各种的食物：馒头、花卷、烙饼、面包、点心，而且都干得像石头一样硬！我要扔，姥姥拦着，说是她省出来的，要带给巧榆，带给巧榆的孩子们。
我妈知道了，劝我的姥姥，说，等到她回山西探亲时一定会给她的巧榆带上很多的吃食，不必现在就存。可我的姥姥仍然在偷偷地藏。我们都感觉到了，尽管母亲对这个姥姥再好，可她跟我妈不亲，她惦记的永远是那个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巧榆。
1969年，城里的人要下乡了——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机关干部要到五七干校去，这是潮流，谁也阻挡不了。二月，我的二哥去了陕北，四月，我去了内蒙古，五月，轮到我的爸妈了，他们的干校在河南叶县。我妈问我姥姥要不要跟她去干校，姥姥坚决不去，她说，都是到农村去，她为什么要去河南，她要回她的山西长子县，回她的鲍店公社王家村。
就这样，我妈让我的弟弟背着大包小包，又把她送回了老家。满打满算，姥姥在我家住了两年。庆幸的是，当地的人还通情达理，没费太多的周章，便把姥姥的户口落回到了王家庄，她仍然是五保户（因为没有儿子）。
六年后，我从内蒙古兵团转到山西襄垣县插队，并在途经长治市时考入了话剧团。又过了四年，1978年秋我考上了大学，终可以回京了。临离开山西的前两天，我骑车两小时，到长子县去看望姥姥，那时她已经八十多岁，病得不能起身了。
姥姥一人睡在一间小土房里，窄窄的土炕，炕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纸壳呗。我问我的表哥这些纸壳是用来做什么的，表哥说：“接尿的。尿在纸壳上，拿出去晒晒，还能用，顶尿盆了。”我看姥姥身旁还有一个脏乎乎毛茸茸带着蹄子的牲口腿，问：“这是干什么用的？”表哥说：“驴腿，用来辟邪和赶耗子的。”我真的是愕然。
表哥说，十年前，姥姥从北京回到山西，很是炫耀了一阵子。她给村里人讲北京，讲天安门，讲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到哪儿去逛了。可没多久，她就没音儿了，她后悔回村了，她央求家人和生产队再给她上回北京的户口，她想回北京。可谁还管她。
自那次我见她后没几个月，她就去世了。
我的亲姥姥虽然走了，可她给我们留下好几位亲戚——我的表哥表妹们。虽然我的母亲、我的姨、我的舅舅们都已经到天国去了，可我们下一辈人却一直有来往，还挺亲近。
再回到故事的开头。
那年，母亲并没有因为找到了姥姥而改变“成分”，她的档案里仍然写着“地主”出身。可母亲却因为找到姥姥而开心，因为，她不再是“无娘的孩子”，她有了自己的亲妈，尽管她没有体会到多少来自姥姥的真实的母爱。
这一点，我替母亲有些遗憾。
很想找到一张姥姥在京时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找到一张我在1978年离开山西回京上学时的照片，还多少有点年代感。
2026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