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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辈子最亏的事就是: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向外输出”的爱好

“最亏的事”这个说法里,真正值得琢磨的是“亏”这个字。

亏钱有数目,亏机会有影子,唯独有一种亏,发生的时候悄无声息:日子过掉了,手里什么也没有攒下来。

这两年我反复想这个问题,慢慢想出了一个答案:人这辈子最亏的事之一,是从来没有养成一个能向外输出的爱好。

先解释什么叫“向外输出”。爱好有两种:一种朝内,叫接收:刷剧,刷短视频,追综艺,看别人过日子,情绪跟着别人的故事起起落落。

接收型娱乐没有什么可羞愧的,人需要放松,累了一天,歇上两个小时是正当需求。

问题出在后面:如果全部的空闲都用来接收,日子就会过得飞快,而且格外空。

另一种朝外,叫给出:做菜,烘焙,拍照,写字,画画,弹琴,跑步,爬山,养鱼,种花,织毛衣,做木工,拼模型。

门类有大有小,花费有多有少,共同点是干完之后,世上会多出来一样东西:一碗汤,一张照片,一阳台的花,一页写满的字。

这样东西,就是输出,它看得见,摸得着,拿得出手,送得出去。

那为什么把没有这种爱好称为最亏?

理由有三个:日子会过得没有形状,人摔跤的时候手里没有能扶着的东西,以及到了中年,除了单位和孩子,你会发现自己没有第三句话可以介绍自己。

这篇文章把三个理由一个一个说清楚,先看两个写在书里的人,他们如何靠一门爱好撑过了最难的日子;再看数据,看看我们自己的时间都流去了哪里;最后说说普通人该怎么挑、怎么起步。

文中引用的文字和数据,都出自公开出版的书和公开发布的报告,一处一处都可以查证。

苏轼和汪曾祺在日子最难的时候,都靠手上的活儿撑住了自己

先说苏轼,一个把“亏”过成“赚”的人。

1080年,苏轼被贬到黄州,从京官变成没有实权的罪官,吃穿都成了问题。他在黄州做的几件事,今天看依然有意思:他申请了一块城外的荒地,自己耕种,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发现当地的猪肉便宜,富人看不上,穷人不会做,就用小火慢慢煨,煨出一道硬菜,还顺手写了首《猪肉颂》:

“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他在黄州张罗的还不止猪肉。他从西蜀道士杨世昌手里得了酿蜜酒的方子,自己动手酿,酿得高兴,还写下一首《蜜酒歌》:“三日开瓮香满城。”

他又琢磨菜羹,做出了让后人反复书写的东坡羹。种地,做菜,酿酒,写字,黄州的四年零四个月,他把一个贬官的穷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还是在黄州,他写出了《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出了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

《寒食帖》写的恰恰是日子最苦的时候,他在诗里说“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空厨房,破灶台,湿得点不着的柴草。可就是这样几句苦诗,写出了那一卷字。

再往后贬得更远,到了惠州,他有滋有味地吃荔枝,写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再远,贬到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他又在那里办学堂、教读书人,把文化带到了天涯海角。

学堂还真教出了成果:他的学生姜唐佐考中举人,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

把这段经历连起来看,会发现一个规律:命运每把苏轼往下压一层,他的爱好就多长出一截。

种地,做菜,写诗,写字,样样都朝外输出,样样都攥在他自己手里。官位可以被别人拿掉,手里的地、灶上的锅、笔尖的字,谁也拿不走。

命运发给他的牌,苏轼用一双手,自己重新洗了一遍。

人这一生,未必都会遇上贬官这样的大起大落,但总有几段被日子按着走的时候:工作不顺,家里有事,或者只是说不清楚的提不起劲。

那种时候,能把人从低处拉起来的,往往是手上那件熟悉的小事,道理反倒使不上劲。

八百多年后,汪曾祺用了同样的办法。

汪曾祺在苦日子里找滋味的本事,很早就练出来了。西南联大求学那几年战火纷飞,警报一响,大家往郊外跑。

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跑警报》,连“跑”这个字都被他品出了味道:“‘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于紧张中透出从容。”

同一种日子,别人跑完就是跑完了,汪曾祺跑完,多了一篇文章。

1958年,汪曾祺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后来转到马铃薯研究站,接到一个任务:画一套马铃薯图谱。

这活儿在很多人看来枯燥到了极点,他画得津津有味。他后来回忆那段日子:

“每画完一种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熟了,吃掉。”

研究站里的马铃薯不下七八十种,他一种一种画,一种一种吃,后来说,中国吃过这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了。

最难的日子过去之后,这段经历没有作废。苦难没有放过他,他却有本事把苦难消化成趣味。西北的马铃薯,老家的葡萄,故乡高邮的咸鸭蛋,人间的草木,后来全被他写进了文章。

他在《端午的鸭蛋》里写得得意:“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这篇文章后来进了中学课本,无数孩子因为一颗鸭蛋认识了高邮。

《人间草木》《汪曾祺谈美食》,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在读。当年看上去毫无出路的那几年,成了他后来写作的储备。

当然,苦难本身不值得赞美,苏轼的穷是真穷,汪曾祺的累是真累。

普通人能从他们身上学的,是另一件事:人在低处的时候,道理往往扶不住他,手里一件能做的、能出东西的事,才扶得住。它让人上午有事做,下午有盼头,晚上有东西留下来。

苏轼靠的是做菜、种地、写字,汪曾祺靠的是画马铃薯、写文章。

两个人隔着几百年,爱好的形态完全不同,靠的却是同一个逻辑:手上有活干,每天有东西留下来,日子再难,人就垮不下去。

人落到地上的时候,扶住他的往往是一门手艺,道理反倒扶不住。

两位先生的人生说完了,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的时间都流去了哪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10.4亿,占网民整体的93.8%;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8.7小时,比上一年还多出2.6小时。

再看身体这一头。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7岁及以上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为37.2%,其中成年人只有30.3%。

同一份公报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数字:8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仍有14.7%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能把身体活动坚持到八十岁的人,凭的很少是一时的意志力,多半是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两组数字放在一起,图景就出来了:几乎人人都在刷屏幕,规律活动身体的人不足四成。时间并没有变少,它只是消失了,而且消失得不留痕迹。

细想起来,时间未必真的不够用,缺的是去处,刷屏幕的那些小时里,本来可以藏着一锅汤、一张照片、一页字。

你可以当场做个实验:

回忆一下昨晚刷过的短视频,能想起几条?就算想得起来,它们和你的日子发生过什么关系?

现在换个方向,翻翻手机相册,找一张今年最满意的照片,或者想一想你最近一次亲手做成一道菜是什么时候。

你会发现,后一类记忆清楚得多,想起来时的滋味也完全不同。

消耗型的娱乐,把时间吃掉;输出型的爱好,让时间成形。

这个对比你大概能想象出来:周日下午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刷完比刷之前更累,脖子酸,眼睛干,心里空落落;换一个下午,你在厨房里炖一锅汤,切配、看火、装盘,做完虽然也累,可端着锅上桌的那一刻,心里是踏实的。

同样是花掉一个下午,留下来的东西完全不同。

接收有接收的快感,可快感过去就过去了;输出有输出的辛苦,但辛苦过去,东西留下了。

人觉得日子过得快,往往因为日子里没有记号,记忆是要挂在记号上的:第一次做成的那道菜,第一次养开的那盆花,第一次跑完的那段路,这些才是把岁月钉住的钉子。

形状这个东西很要紧。

没有形状,十年就是十个空白;有了形状,十年就是书架上的一摞相册,抽屉里的一沓笔记,手上的一门越用越熟的手艺。

时间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的代价,要留到中年才显现。

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常常只能说两句话:我在什么单位,我家孩子多大。两句话说完,就没有第三句了。

工作之外的你是谁,家庭之外的你是谁,很多人答不上来。

工作会退休,孩子会长大离家,到那一天,如果手里再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事,日子会忽然空得吓人。

那第三句话,可以是:我会做一手像样的菜;我拍照拍得好,相册里存满了家里十年的日子;我阳台上每一盆花,都是我养出来的。

头两句话是身份给的,单位、孩子;只有第三句话,是自己挣来的,而且谁也拿不走。

所以说,爱好要趁早养,它像种树,种下去的那天看不出什么用处,十年后院子里有没有阴凉,就看当年动没动手。

爱好不用高大上也不用专业,唯一的标准是能不能产出东西

第三句话没法一夜之间想出来,它要一年一年攒。

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什么样的爱好才配叫爱好?

有读者可能先犯难:我没有天赋,不会画画也不会唱歌,难道就不配谈爱好?

答案请向两位老先生去找。

第一位是老舍。他的散文《养花》进过小学课本,开头那句话非常诚实:

“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

老舍养的花平常,人却养得认真:一年四季搬进搬出,看土,浇水,施肥。养花也有不顺的时候。他文中记过一年,三百棵菊秧还没移入盆中,暴雨来了,邻家的墙倒了,菊秧被砸死三十多种、一百多棵。老舍心疼了好几天,可到了时令,照旧搬花,照旧浇水。养花给了他什么?他在文章末尾自己做了总结:

“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既须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请留意这句话里的每个词:劳动,见识,喜忧,笑泪。一样爱好要配得上“乐趣”二字,就得这样,有投入,有产出,有起伏,有回甘。

老舍一辈子没有成为专家,这一点也不妨碍养花成为他生活里扎扎实实的乐趣。

第二位老先生走得更远,把爱好玩到了学问的顶上。

王世襄,年轻时养鹰,养鸽子,玩蛐蛐,种葫芦,中年钻研明式家具,被人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

他“玩”到什么程度,从一件事里能看出来:年轻时他看中一只白鹰,鹰中绝品,叫价一百块,而当时一袋洋面粉才两块五。为了这只鹰,从不肯开口的他,头一回托人借钱,把鹰买回了家。

养鹰就研究鹰,养蛐蛐就研究蛐蛐,种葫芦就研究葫芦。他对自己的评价很不客气:

“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

好友启功不同意这个说法。启功说,王世襄的“玩物”其实是“研物”,他不但不丧志,反而立志。

王世襄自己也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观察赏析,在于有所发现,在于把玩过的东西上升成为知识。

证据就摆在书架上:《说葫芦》《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锦灰堆》,他把一辈子玩过的东西,一样一样写成了书,每一本都做成了那一行的学问。王世襄还留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

“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老话说玩物丧志,王世襄用一辈子证明,玩物也可以养志。区别只有一条:玩完之后,你手里有没有留下东西。

两位老先生放在一起,标准就清楚了。

爱好这件事,跟天赋高低、专业与否关系不大,判断标准只有一条:它能不能产出东西。

老舍的花产出花果和见识,王世襄的玩产出一排书。你的爱好可以产出一桌菜,一手机照片,一阳台的绿,几百字的随笔,一页工整的字。

东西不分贵贱,只要是你的时间经过你的手变出来的,它就替你把时间留住了。

有人可能要问:大师们都是从小学起的,我都三十好几了,还来得及吗?

齐白石年轻时以木匠为业,做木工是他的饭碗,后来他把这门手艺化进了画笔底下,才有了后人认识的那个齐白石。

爱好这件事,从来不问年纪,只问开不开始。

也不必把标准定得太高。

爱好是有梯度的:最底下一层,爱好养心情,一阳台的花,看着就高兴;往上一层,爱好养手艺,做一桌菜,写几笔字,手越用越熟;最上面一层,爱好养人,王世襄玩出了名声,汪曾祺写成了饭碗。

多数人爬到第二层,就足够受用一生;万一爬到了第三层,那是日子额外给的奖赏。

标准定了,怎么起步?

三条建议,都来自最平常的日子。

第一,从一件小到不可能失败的事开始。

别一上来就瞄准满汉全席,先煮好一锅番茄蛋汤;别一上来就想跑十公里,先下楼走十分钟。

事情够小,才回回都有结果;回回有结果,才可能一直做下去。

人坚持得下去的,永远是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让自己屡屡受挫的事,谁也坚持不了。

第二,把节奏定下来,宁可少而规律,不要多而狂热。

一周一次两次,固定在某个时间,像吃饭一样固定。爱好多半死于间断,很少死于平凡。规律一旦立住,它本身就成了日子里的仪式感,而仪式感会反过来养人。

第三,给成果找一个观众。

做好一道菜,先端给家人;拍好一张照片,发给朋友;养开一朵花,喊邻居来看一眼。

把你第一次拍的照片、第一次织的围巾、第一次腌的一罐咸菜送出去,送出去的那一刻,爱好就开始在你和他人之间生根。

爱好有了观众,就有了第二次生命,因为它开始连接人了。

一碗汤端上桌,话自然就来了;一张照片发出去,回音自然就来了。

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缺的那点热乎气,缺的就是一个能拿出来分享的物件。

而连接,正是“向外输出”这四个字里最值钱的部分。

还有一个小窍门:把新爱好挂在旧习惯上。

晚饭后反正要收拾厨房,顺手就多练一道菜;周末反正要去买菜,就把它固定成一场家庭活动;上下班反正要走路,就顺路拍两张照片。新习惯挂在旧习惯上,才站得稳。

爱好真正的用处,是让时间有处可去,让情绪有处可放,让日子有处可盼。

结语

文章开头说了“最亏”。亏在哪里,现在可以说全了:亏在日子没有形状,亏在摔跤的时候手里没有能扶的东西,亏在单位和孩子之外,你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名字。

好在,这样的亏,补得回来,而且门槛低得出人意料。

老舍要的不过一句“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他养的那几盆花,从北京一路开进了小学课本。王世襄把玩物玩成了学问,汪曾祺在西北的荒地里画马铃薯,画出了后来被人一读再读的文章。

爱好这件事,认真做起来,日子给的回报会超出认真本身。

就从这周末开始,挑一件能“做出东西”的事:一锅汤,一页字,一碟水里养起的葱,一张认真拍的照片。

做成一次,爱好就算开了头;做成十次,它就开始反过来成全你。爱好这个东西很怪,越用越多,用不完。

苏轼在黄州,靠一口锅把日子焐热了;汪曾祺在沙岭子,靠一颗马铃薯画出了后来的路。

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照亮谁,他们只是每天认真地做着手里那件事,而日子没有亏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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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FangZhou  来源:浅眸观世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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