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林金田
受访人：陈永华
记录者：王则文
时　间：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
地　点：高雄县大寮乡


我的本名不是「陈永华」而是「陈燕盏」，现在这个名字是我在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人在大陆的时候自己改的。我生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年底，但是户口比较晚报，所以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登记是一九三Ｏ年（民国十九年）一月二十日。我老家是在台南，家里靠养牛和帮人驶犁为生，家境并不好。我们一共四兄弟，我排行老么，在小脚腿国民学校－就是现在的重溪国小－毕业以后就没能再念书，留在家中帮忙放牛、割草。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来接收的时候，有两支部队接来负责，嘉义以北的是七十军、以南则是六十二军，来台后纷纷召募兵员。我看62军开出来的条件是：一个月两千元法币的薪水（台币约三十余元），外加四斗米的配给。我想如果能拿到这样的待遇，老人家就可以比较轻松的过生活啦！基于改善家中经济的动机，我就和同村里的连水河、郑英士、还有一个忘了姓名的，总共四个人一起去报名。不过这件事情我是瞒着家里，没让他们知道的，那时候报名要三个人盖章：家长、邻长（就是原本日本时代的甲长）、里长（原本是保正），我父亲的印章要怎么弄到手，这是最困难的。我知道他把印章锁在桌子抽屉里，钥匙都随身带着，就找了个铁丝，慢慢把那个锁给撬开，偷拿章去盖，这才顺利入伍。

我们这些入伍的新兵先在台南的一处国小集中，等到他们人数揍足了才带到台南防守飞机场。我的部队番号是九十五师二八五团三营七连。我们这群台湾菜鸟到底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很平均的分散在每个班，大概各两、三个。虽然干部管理上对我们没有不公平，不过一开始难免被大陆的「老芋仔」欺负。像吃饭的时候，台湾兵都很老实，就一口一口慢慢的吃，大陆来的老兵第一碗饭却都只添半碗，然后浇上汤汁，狼吞虎咽一下子就灌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去盛第二碗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不但尖尖满满的一大碗，还把它压得密密实实的；结果等我们台湾兵吃完第一碗要再去盛的时候，才发现饭早就被他们抢光啦，一粒米都不剩，只好饿肚子。几次以后学到教训了，我们也想说：「要比抢饭吃谁不会。」跟着他们抢，台湾兵也未必抢输。其实这也不能全怪老兵欺负我们，本来军队就应该供给足够的伙食嘛，只是上面把钱都贪污走了，下面没东西吃只好抢。我们那时候流传说「一年连长可以娶三个细姨」，你就知道上面贪的多严重。

刚进去的时候我们也听不懂国语，因为那时候台湾人都是受日本教育的，只会说台语跟日文，军队里大陆兵讲的话我们都「听拢咽」（听不懂）。后来为了沟通没办法，就硬是学，从讲「洋火、香烟、吃饭、谢谢你」这些开始慢慢练习，那时候也没有人教过我们「ㄅㄆㄇㄈ」，像现在孙子上小学念书时拿注音符号来问我怎么念，我都只能摇摇手说：「阿公没学过，不会念啦！」

在台南机场驻守了约二到三个月以后，我们被调去台东训练，在这里就有风声传出来，说可能要去大陆打仗。有些人害怕上战场，先逃走了，像我们同村不是四个人一起去吗？就先走了两个，剩下我跟同团八连的连水河没跑。我跟他说：「逃回家去大家都知道你是个逃兵，这样也很麻烦；更何况回家后又没有工作可以做，还是留下来吧！去大陆就去大陆，没什么好怕的！」我们两个人就坚持留在营中。后来要上船前，我的班长叫陈金贵，是江苏人，待我很好，就问我要不要回家，还说想回家的话可以替我出旅费，我还是回绝了他的好意。

其实为了防止台湾新兵逃亡，军中也有所应对，我们都有外省籍的老兵监视，而且印象里站哨从来不给台湾兵站，就是怕你藉机跑掉。台东训练完成后，全军先带到花莲进行整编，整编完成后就到基隆等上船，在基隆就管得更严格，如果没有班长带领，绝对没有离营的机会。

我们是坐货船前往秦皇岛的，船上除了人以外，还载运有马和炮车。航程里没听说有人跳海逃兵这种事，倒是路才走了三分之一就碰上苏联的船只，长官下令把军火全部搬出来，全船都陷入紧张戒备的状态中，还好后来避开了，没真的在海上就先打起来。快到秦皇岛的时候美军有派战斗机来护送，所以全船都安全登陆。之后就由火车运送到北平南方的一个大营区，那里大概可以容纳一师的兵力吧！在营里休息一周不到，因为收到共军的情报，所以我们马上奉派到前线去剿匪。

那时候国军的武力比共军来得优势，以武器来讲，我们用的是「中正式七九步枪」，一次可以连打五发子弹；而共军用的是土制步枪，一次一发，那时候共军看到我们根本都不敢打，马上就逃跑了。他们为了方便这种游击战术，还在村庄里四处都布满地道，被包围时候就用来脱逃，而且地道的出入口很难察觉，有时候你到民宅的院子里，看到很普通不起眼的水缸，其实搬开来后底下就一个洞。我们曾经尝试过在洞口烧稻草，想用烟薰的方式把敌人给逼出来，可是烧了半天都没有反应，然后才发现远处的麦田里冒出浓浓黑烟。可想而知他们的地道通气口很多，又四通八达，人逃进去之后根本不知道跑道哪里去了。

在华北我们主要是跟共军的第五纵队对战，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初，来到河北省胜方镇外。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共军正在镇中集结，排长为了拟定进攻计划，令我担任侦查兵，去探查地势。胜方镇这个地方三面环水，只有一面是陆路，那时是初春，水面正在化冰，温度低得不得了，我为了混进去探查详细情报，在那种水温里泡了好几个小时，等到他们戒备略松散时才进镇。浸水的时候其实还不算真正的冷喔，最可怕的是出水的那一刻，北方的寒风又这么一吹，那种痛苦是没办法形容的，全身皮肤都被冻到流血、流脓的。我把侦查的任务完成，回去向长官报告结果以后，心想都已经这么累了，总是要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结果我在暖炕上才刚要入睡，他们居然叫我起来站卫兵，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当天晚上我就乾脆逃营了。

我依靠北极星指引方向，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直走，赶了一夜的路，结果撞上了同属62军的另一师部队，被他们抓到营里去。这支部队几乎清一色都是广东人，都讲粤语哇啦哇啦的，没有一句听得懂。反正就先给他们关了三天，之后放出来叫我帮忙扛子弹，是一个很沈重的工作。我看这样下去也不行，语言无法沟通、工作又累人，于是我又开始观察逃走的机会。有一次快要移防了，我见机不可失，趁大家忙于整备的时间，看准一间柴房，翻墙跳了进去，顺手抓起乾草把我全身都盖得密不透风。那时候大概是五月天，天气正在渐渐转热当中，那间柴房里居然还养了牲口，卫生环境很差。我被草盖住全身，又闷又热就算了，还有很多的蚊子，咬得我浑身发痒，可是又不敢去打或抓，只能用口轻轻的去吹，希望能把蚊子赶走。这时候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了，虽然说什么我听不大懂，但是大概知道就是说部队要移防啦，叫我赶快出来。我理都不理，反正他们部队要赶路的，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就延误出发的时间。果然不久后人就走远了，我这时才悄悄从草堆里面爬出来。

我要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个时候兵籍制度其实是很混乱的，逃兵是常有的事情，长官也不怎么管，反正人逃走以后他还是可以照样算人数报主副食费，多出来的钱就可以中饱私囊。逃兵在外的人如果要投靠别的部队，也是只要长官同意，就可以任意收留的。我第二次逃营以后，就是有一天恰好碰到九十四军的班长在市场买菜，就上前探询是不是能够让我加入他们的军队。那个班长带的是师部担架连的卫生兵，带我去见江苏籍的排长，排长点头同意我可以留下，派我去担药箱。这个工作就轻松太多了，从小务农担的东西都比这个小小的药箱重上好几倍，对我来说这是个凉差。不过后来因为跟班长间起了龌龊，「奇檬子歹」（心情不好），所以又再次离营逃兵。

这一次我搭上运煤的火车，一路来到东北的抚顺，到那边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了。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去，一切都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理。在东北我加入了青年军二Ｏ七师，在师部中的警卫连。我们大部份时间都在抚顺驻守，只有一次去渖阳，而且不是去打仗，是去招兵的。

东北这里的共军是林彪率领的东北第四野战军，他们靠着接收大量日军撤退后所留下的军械，跟国军之间有了对抗能力，几次会战打下来都是共军占了优势。辽渖的戡乱情势对国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国军有意撤出东北以保留实力。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下半，我们就移师到营口，准备转入华北，结果在铁西（渖阳市附近）碰到共军的骑兵旅从中拦截，走在前面的部队都顺利撤走了，包括我们二Ｏ七师的罗友伦师长在内；至于后半部的部队就没办法了，只能束手就擒，成为共军的俘虏。

我们被俘虏之后全部关入大牢里，好长一段时间既不审问，也不放我们走。在牢里面的伙食很差，就给你高粱米配豆办酱而已，然后卫生也很糟糕，不能洗澡。熬了好一阵子后终于重见天日，共军把我们放出来，接受半个月的「思想训练」，就是找指导员来给我们上课，内容当然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洗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控制了整个东北，连平民老百姓都被他们列入组织当中，所以不怕我们这些俘虏逃跑，因为逃了之后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很快就会被抓回来。受训期间，我们依旧有出操、站哨等任务，有时候还要作战术的演练。

解放军的治军比国军严格，绝对禁止抢劫、扰民，而且每次进入村庄以后，还会派士兵挨家慰问，帮忙担水打扫，服务的表现列入每天晚上检讨会的考评之中。所以共军比国军还要得民心，到后来轻易的就可以动员大量的民兵进行人海战术，或是协助物资补给。

一九四八年（民国三十七年）年底，共军发动平津战役，我就跟着他们从东北入关，先攻塘沽，再攻天津，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占领天津，一方面继续对北平展开围攻，一方面策动当时驻守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投降，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傅派代表与中共的代表签订「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协议，二十二日，傅部陆续出城，被整编，共军于23日正式进占北平。我刚加入部队的时候，国民政府军六十二军九十五师七连的那个连长这时候也在津沽这里，后来国军战败以后跟着撤退回台湾，还干到澎湖的团管区司令才退休。

我们一路往南打，走过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一直打到镇南关。这么长的路全程都是用走的咧！哪里有车给你坐啊？其中走到湖南这个地方的时候，有遇到宋希濂、黄杰、白崇禧的兵团，双方打了一场激战。我记得这是最后一次跟国军的正面交锋了。虽然对面的敌人都可能是昔日的同袍，但是根本没机会去想这件事情，要是命令下来的时候稍有迟疑，马上先被四周的士兵给逮捕了。而且共军每天晚上都会开所谓的「检讨会」，检讨每个人思想、行为上的表现。若是将来想要入党，表现好不好可是审核的重点之一，表现不好的不要说是入党，搞不好还送你去教育改造。所以每个人都是乖乖听话力求表现，不敢想得太多。回想起来，黄杰、白崇禧的兵团过去多半是在江南活动，台湾兵七十军或六十二军都是调往华北、东北，应该不至于打到过去熟识的战友吧！

部队追击到镇南关时，国民政府的势力已经完全撤出中国大陆，战事告一段落，所以一九五Ｏ年（民国三十九年）我就随着共军回到河南练兵。那年六月二十五日韩战就爆发了，我以「志愿军」的名义被调往东北备战。九月时因为美国、南韩的联军北上攻破了北纬三十八度线，给了中共出兵的藉口，发起全国「抗美援朝」运动，第一批约二十六万人的解放军，包括我所属的第四野战军在内，渡过鸭绿江与美交战。

第四野战军在韩战大概投入了四个军的兵力，我记得有三十八、三十九两军，另外两支番号忘记了。那时候美国有制空权，我们为了减少被飞机轰炸扫射的机会，白天都躲在山林里面很少行动，夜里才行军攻击，而且一切行动都不打灯，不然暴露了行踪马上就会引来空军的攻击。共军是从北韩的新义州往南推，那时候打法就是「人海」对「火海」：火海是说美军那边，他们武器设备比较精良，而人海当然就是指解放军，用源源不绝的大军向前冲锋硬拼。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二月十七、十八日左右吧，我们已经推进到汉江左右。

共军这种作战的方式看了就让我害怕，每一次人海战术一下达，马上就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谁知道哪一天会不会轮到你去送死？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想到逃走，当然逃兵要是被抓到也是死路一条，但是逃也是死不逃也是死，乾脆拼看看。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七日，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一一六师师部侦查连接到命令，要去四周侦查地形，那个时候我就是在侦查连里面当组长。我们行动的时间是在深夜，然后地点又是附近茂密的山林，我那时候就想：大概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所以行动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四周的形势，就看到满山都是长得很高的松树，枝桠交错，整个天空都盖起来了，是个很好的掩护。那时候上面派了一个张参谋跟我们一起出任务，其实主要就是要监视你，我就跟张参谋讲说要去上大号，徵得他同意之后就躲到树的后面，然后一看他没在注意就赶快跑了。不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我也没办法跑很远，就是藉着茂密的林木东躲西藏。不一会儿张参谋大概也感觉事情不对劲，开始四处找我，一直喊我的名字，说：「任务完成了该回去啦！快点出来呀！」我当然是不理他。等到收队的时间到了，他们只好放弃搜寻，回营覆命，我听他们脚步声去远了，才真的放下心来。

在到达美军阵营投诚之前，我就靠着四处和民家讨饭，来撑过整整一个月的日子。韩国泡菜够辣，真的好吃！我大概都是白天藏身在树林里，晚上才出来活动，慢慢的向南走，终于在一天夜里摸到一条河边，河畔就看到有南韩军队设下来的岗哨，大概是到了北纬三十八度的边境。我看那个南韩的卫兵正在打瞌睡，所以就直接混过边境，继续南行。

不久之后我看到美军的营区就在前面，里面的美国大兵正在赌博，看了一阵子之后，我想想还是不要进去，再四处观察好了。又走到旁边，看到一台美军的MT60型坦克车，体型巨大，比一个人还要高，车顶上有个美国大兵。那时候我一句英文也不会，但是碰到人要叫「哈罗！哈罗！」。我一叫，那个美国大兵看到我之后，转身往车里面叽叽咕咕讲了一大堆，当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啦，只知道车里还有一个人。过一下子车里面的人也钻出座舱，手上还拿了一把手枪，都上膛了，枪口就对准我，我赶快就把双手举起来，表示要投降。

那两个美军把我带到长官面前，因为言语不通，所以没有进行审问。只是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看到军官的桌上正摆着罐头水蜜桃，忍不住一直盯着看。那个军官大概看出来了，就指了指罐头问「You want it？」－他也不一定是讲这一句啦，因为当时我也听不太懂他讲什么，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比手划脚沟通以后，那个军官不但把罐头拿给我吃，还叫人搬了整箱乾粮出来送我，真的很够意思。那时候待在美军阵营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看到黑人士兵站哨，真的是全身都黑黑的，只有一嘴牙齿特别白。那个士兵人也很好，请我抽「白吉士」香烟，这种烟当时并不多见，大部份士兵抽的是同公司另外一种牌子的「红吉士」。

投降之后的第二天，我就被转送到大邱集中营，整营区里就我所知，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大邱集中营的物资很不足，吃饭的时候连碗都没有，就直接拿帽子来装。一周后转送到济州、巨济两岛的集中营去，那里孤悬海外，又以两层楼高的铁丝网围住，很难逃脱，所以美军只有在外驻守，战俘营内部是交由战俘们自行管理的。战俘当中有一部份是跟我一样，本来是国军，因为被俘才变成共军，又被送上朝鲜战场的，我们就联合起来成立了反共的地下组织，每个加入的人到在身上刺青以明志。另外也有一批是中共刻意派过来投降做俘虏的人，他们就在集中营里游说战俘回中国大陆。

我们这两派人马明争暗斗，到了一九五一年（民国四十年）年底终于爆发冲突，整个俘虏营都暴动起来。美军出动坦克将个俘虏营包围起来，才强压了这次暴动。不过从此以后我们「反共派」就取得优势，从地下组织转为公开的活动。那个时候要是给我们抓到共产党那边的人，我们会对他用刑处罚；比如说用木板绑住小腿，再用力向下压，这招叫做「坐吉普车」；或者直接一点就在他额头上刺上「反共抗俄」的标语，这样子他们就没有办法回大陆去了。

后来我又被转送至中立区的板门店俘虏营，在这里的生活就是白天出公差，晚上从事我们的组织活动。我的语言天份还不错，用日文拼音很快就学会简单的英文，所以美国人要找公差都会先来找我，然后跟我说了个数字，这样我就知道要点多少人头给他们。做美军的公差是很受欢迎的事，因为工作时管理很人性化，他们没有给战俘上脚镣防止逃亡，伙食又特别好，可以吃到难得的牛肉罐头，所以大家都争着做。不过也没有人为了出公差特别来贿赂我啦，顶多就是分配到面包房的公差，会藉职务之便拿回来一些起士、牛奶什么的，自然会分我一份，这只是代表战俘之间互相扶持的一种感情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在战俘营待了三年，每天早、晚各搬一百个沙包来锻练身体。一九五四（民国四十三年）年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战俘营中的俘虏全部被释放，其中包括我在内，一万四千人搭船自基隆上岸，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一·二三自由日」的由来。

我们这些人后来被政府称为「反共义士」，不过传闻中说我们都有黄金可领，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哪有可能？别傻了！我们回来之后就是先安排环岛的访问行程，那时候很多报纸都会对我们进行采访报导，我都还留着这些剪报。环岛的行程才到云林，我就先被召回国防部去，原来军方是希望我当代表，到日本出访，行程一个月。回来以后我们由当时有成立的一个「反共义士辅导委员会」安排，进入林口反共义士战斗团训练，结训之后编入「心战总队」，到金门湖井头大陆进行播音战。

一九五五年（民国四十四年）的时候我又随团出国访问一次，这次去的地方有香港、泰国、印度、希腊、土耳其、义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最后从阿拉斯加返国。那个同行的翻译人员就是钱复，后来当过外交部长，不过那时候他还是台大外文系的学生。

一九五七年（民国四十六年），我二十七岁，刚好过了当时规定中军人可以结婚的年龄，所以正月我就透过媒妁之言和妻子张静缘结婚，生了二子二女，现在我的长子也踏入军职，已经当到陆总部的上校科长，在成功岭服役。

我是一九六三年（民国五十二年）退伍的，退伍前国防部还派了一个中将特别前来访问，之后一个月大概有几千块的补偿金，最近已经调到两万多了，不过我还是四处找工作，养过猪，没有让自己闲着，我对政府所给的待遇觉得很满足了，没什么更特别的要求。倒是我女儿一直说要帮我把一生的故事写成一本回忆录，只是到现在还没有要动笔的迹象。


摘自《博讯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