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改变了对癌症的看法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医生们说的“三月大限”越来越近，奇怪的是，我却没有闻到一点死神的气息。
为了印证我的“感觉”是否准确，我们决定来一次“临床检查”。于是我们再次去看李金大夫。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当我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用一种轻快的口吻对我说。我注意到她的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时隔两月未见，现在，她由于我的步态稳健而满脸惊讶。
我自豪地宣布：“我的症状减轻了。”
我们都笑了。我赶紧把身体变化的诸多细节说将出来，她耐心地倾听。在问了我几个问题之后，她打开病例，重读她当时写下的会诊记录。然后她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好吧。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
她说话时，我从她的眼睛里而不是从她的话语里看到，我们两个月来的“自我观察”将会接受一次严格挑战。
也许我的感觉神经欺骗了我，我的那些所谓“逐渐好转”的迹象，只不过是久病不愈造成的麻木不仁?
也许我的心理状态正在左右我的判断力，因为，内心深处那种对于乐观结论的期待，的确会误导病人产生种种生理方面的错觉?
不管怎样，我已经学会站在医生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已经明白，所谓“症状”就是疾病给人体造成的种种生理反应，所以不能指望病人的感觉和陈述就能形成结论，还要依靠精通专业而又无微不至的医生亲自验证，也就是所谓“临床检查”。他们首先会把你身体的某些器官作为检测的重要目标，要求你做出各种动作，通常还会借助于形形色色的检测工具，触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逐一观察你的反应。对于脑神经损伤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应会出现在眼球、面部神经、伸展四肢时的平衡机能，以及身体表皮对于异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这种反应的正常与否，被医生以“-”或者“+”的方式记录在案，将若干次检查结果联系起来加以比照，就能判断病人的症状究竟是恶化了还是在好转。换句话说，如果我自己的感觉不能被这一检验程序证实，那么一切都是白搭。
对于医生来说，这是一套严格精准的程序、具有相当的确定性，然而它却并不复杂，也不需要病人额外的花费。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设备和技术，而是专注、耐心、无微不至、见微知著，以及愿意把更多时间用在病人身上却不能多挣钱的职业精神。可惜的是，大多数医生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
当然，医生和医生还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水准，也同各自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有关。单就大脑疾病来说，我总觉得神经内科的医生通常能够更耐心地面对病人。他们不比那些外科医生，不能锯开你的脑壳，却又要判断你的疾病，所以除了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检查你的生理症状，别无他途。
我们很幸运，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当我们的陈述和她的专业经验不能吻合时，她的眼睛里也会流露出怀疑，但她没有医生潜意识里的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她会微笑着说：“好吧，让咱们再重新检查一遍。”——就她像现在所做的一样。
李金大夫把手中的笔直立在我眼前，让我把眼球跟着她的笔左右移动。她把脸凑过来，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眼睛。
“眼睛还真有好转!”她说，声音中透着明显的惊喜：“正面已经没有震颤了。左侧还有震颤。右侧基本没有，在最边缘还有一点。”
这项检查的名目，按照医生术语叫做“眼震”。它是指，脑神经损伤导致患者无法控制的眼球颤抖，通常在斜视时更加明显，由此造成视物移动、重影和眩晕。
这是脑瘤的典型症状之一。所以，它的“好转”很自然地让李金大夫感到意外和惊喜。
接着我们比照着病例上记载的检查项目，依次重新开始。有了前次的经验，我已驾轻就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首先，两臂向前平伸，单腿独立，两脚在一条直线上交替行走。然后，脱去鞋袜躺在病床上……
她注视着我独自做完这一切，走过来，拿出她那探寻人体的“神秘武器”，试探地触碰我的身体，一边刺探一边观察我的肌肤反应。我能感到有个钢针一般的东西刺在皮肤上，脸、脖子、胳膊，腿，手、脚……我惊讶地意识到，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是那么精确清晰。
“原来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状，现在减轻了。”她惊叹，“原来没有的不好的症状，现在还是没有。”
这是具有专业水准的检测!它有前次的检测结果作为比照!毫无疑问，我的身体发出的声音没有欺骗我!它被“临床检查”证实了!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来，事情仍然让人难以置信。她试图寻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
“你有没有用激素?”她问，接着又解释，“激素具有消肿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减缓病人的症状。
“没有!”
“有没有用消炎药?”
“没有!”
“有没有吃过任何抗癌药?”
“没有!”
我老实但却有点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时候，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您现在还坚持您原来的诊断吗?”
“你们要准备接受各种可能。”她不无谨慎地说，“不过，即使是肿瘤，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好的。说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医院时我们浑身轻松。尽管医生没有给我们任何一句可以扭转乾坤的话，我们仍然感觉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们甚至开始讨论“癌症究竟是不是绝症”。
第2节医生也会犯错误
要说医生会犯错误，甚至犯低级错误，也许会让一些医生不以为然。
在我求医问药的日子里，很多医生都会告诉我几个妙手回春的故事，给我留下神医良药的强烈印象，却很少有哪位医生对我讲述他的“医治无效”的记录。至于“误诊”“误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从医生的嘴里听到。
我不懂医，也没有过专门的调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长时间里不能解开这个疑问，只能凭借常识和逻辑来推断。没有一个医生会只有“治愈率”而没有“医治无效率”，也没有一个医生会永远正确没有失误。
事实上，你的医生所犯的错误，可能会让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会让你更快地丧命。
问题在于，除了少数明显的医疗事故，医生的大多数错误，要么不会造成可以明确界定的后果，要么可以用“医治无效”来掩盖。
医生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除了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门户”与“割据”(严格说来，这不是哪一位医生造成的)。还有一些，和医生自身修养有关。
我想，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准。不过，我总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的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现在我就尝试着列举几个：
——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
医行天下者说到底不光凭借科学，还须有一份爱;不光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所以，决定医生高下的不仅仅是医术，还有操行。
请记住，医生不等于医学。
医生=医学+人。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医生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不仅受制于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经验多寡，而且也受制于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从医学的立场上看，医生是权威。从人性的角度来度量，医生和他们面前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
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独立地思考过这件事，尤其不会想到医生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医生的专业和经验也会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甚至会因此走了样。
——在病人面前的职业优越感。
拥有一份好的职业，很容易让人产生优越感。
医生喜欢危言耸听，有意无意地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或者叫做职业优越感。
大多数病人没有医学常识，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看上去像个弱智者。这又助长了医生的优越感。
在通常情况下，医生的职业优越感只是给病人带来心理上的不舒服，不会造成更坏的结果。我们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个医生因此便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文过饰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装懂，那就注定会有更大的犯错误的概率。
——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厌烦。
医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萨。每天面对这一切，见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厌倦。
久而久之，也难免把门诊当作例行公事，而不是救死扶伤;把病人当作一个病例，而不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时间和技能，而不是感情。
——利益的纠葛。
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告诉你只有手术和化疗能够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术和化疗为生的医生。你有没有考虑过，是谁在宣扬各种各样的“抗肿瘤特效药”?是那些以这些药物谋取利润的制药厂和经销商。
在今天的中国，求医问药已经成了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市场需求。
对一些人来说，疾病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是倾家荡产的危机，是死亡的威胁。但是在另一些人眼里，它却是名利场上的一个良机。对他们来说，你的出现只不过为他们增加了一个病例，或者是一棵极富潜力的摇钱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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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用我们的脑子救命，不是用腰包救命
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更多的难题。现在，我们必须尽快决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刘太医”的灵丹妙药——“控岩散”。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等待着一个明确的答案：
要不要尽快实施开颅手术，切除颅内肿瘤?--这是神经外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要不要实施颅内探查手术，以便直接取得病变活体进行病理检测?--这是神经外科医生的又一个建议。
或者先服用一段时间的抗生素，以这种诊断性治疗的办法帮助确定颅内病变是炎症还是肿瘤?--这是神经内科专家的一个建议。
要不要为出国做好准备，以便到美国或者欧洲的医院去做脑瘤切除手术?--这是亲友们的建议。
还是什么也不做，静观其变?--这是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建议。
要不要立即实施开胸手术，切除发生病变且高度怀疑为恶性肿瘤的左肺上叶?--这是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要不要实施抗结核治疗，因为左肺的病变也可能是结核而非肿瘤?--这是另外一位胸科专家的建议。
要不要去看中医?
该不该相信广告上说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药?
要不要吃那些的据说具有防癌功效的营养药品?比如灵芝孢子，或者冬虫夏草?
这一类考题，我们每天面对，不下几百次地扪心自问。
这简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试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题。你可以回答“是”或者“否”。——听从医生的劝告，或者追随自己的意愿。只不过判官最终给予你的裁决将不是“对”或“错”，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医生有许多话很权威，也很有意义。不过，我还注意到，医生也有很多话并没有真正的价值。这些话里传达的信息常常引起我们过分的依赖，甚至误导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个错误方向走去，而我们却还以为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你听了医生的劝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肿瘤，于是努力打探最好的医院，寻觅最好的外科医生。为了确保手术成功，你辗转联络熟人，不惜额外花费数额庞大的金钱。终于，一切安排妥当，你被推进手术室，然后，医生宣布手术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欢喜，都说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应当做这次手术呢?如果没有这次手术，结局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呢?
在经过一番求医问诊的经历之后，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数医生面对病人时，他们倾向于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并且有意无意中给病人造成一个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钱和生命交给他们，就将死路一条。当然他们是用另一个词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贻误最佳治疗时机”——这对病人和病人家属来说，几乎是个“杀手锏”。
“最佳治疗时机”当然重要，但是我却相信，“正确的治疗方向”更重要——也许比选择一个具体的治疗时机还重要。
我回想当初在“要不要手术”的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形，如果听从医生建议，立即切除颅内肿瘤。那么即使在最好的医院里，由最好的医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术，结果也只能是：
1,恶性肿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脑损伤。
2,恶性肿瘤。部分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但剩余病灶仍会迅速长大。
3,良性肿瘤。全切除。没有损伤正常脑组织，或者造成部分脑损伤。
无论哪一种结果，我都将庆幸自己经历了一次成功的手术。我会对医生千恩万谢。我会说：“是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许还会以此鼓励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术台。即使留下后遗症——眼斜嘴歪、吃饭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个健康人那样腿脚利索，我也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不做手术，我的生命将会怎样。
但是，由于我没有听从医生劝告立即手术，所以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结果。我已经跨过医生所谓的“死亡预告期”，不仅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我还能清晰地感到头部病灶带来的不适减轻了。不能说这是痊愈的迹象，但它已经证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谓不立即锯开脑袋就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的说法，其实只是医生的错误判断。
我并不一律地排斥手术(我很快就会提到，当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没有必要实施开胸手术时，我坚决地选择以手术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坚信，病人千差万别，肿瘤的性质更是大相径庭，一律选择某些治疗方式，或者一律拒绝，都有可能导致你走上错误的方向。
由于我家族中出了好几个癌症病人，也由于身边很多类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体验，我渐渐意识到一件事：与癌症的较量是没有后悔药的，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满盘皆输，因之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有足够的理由，都必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冲动和盲从。
请记住，用我们的脑子救命，而不是用我们的腰包救命。
我拒绝了“控岩散”，这在当时让好多朋友不解。有人觉得我是多虑了。晓东知道我的想法，也赞成我，可是总觉得在道义上有点亏欠“刘太医”。
我听从了“刘太医”的一些话，却不肯听从他的另外一些话。接受了他的“牛筋汤”和“开胃汤”，却不肯接受他的“控岩散”。这看上去的确有点怪。现在就让我来解释一下其中缘由，希望能够让我的病友们有所比照：
“刘太医”曾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帮助，也的确有一些相当准确的预见。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掩盖他在诚信方面的问题。我面对的是个没有合法行医执照的人，还有一种未经生产许可的药，对这种药的成分我也完全不知。我在前边已经说过，在这种情形下，我让自己不犯错误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就是了解制作和使用它的人。当有明显迹象表明这个人在说谎的时候，他的所谓“特效药”当然是不值得信任的。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这理由不是医学的，而是逻辑的。我不懂医学，但是我懂逻辑，所以，它在我这个医学外行来看，分外有力。
“既然没吃‘控岩散’我的脑瘤也缩小了，”我对朋友说，“那我为什么要吃‘控岩散’呢?”
正因此，我谢绝了刘太医的“控岩散”，如同谢绝了西医专家们的“手术刀”。
从那时到今天，已经过去5年多了，我还好好地活着。颅内病灶仍然存在，但是已经缩小到连专家都很难找到，我的绝大部分不适的症状也已经消除。
现在回想当初选择，如果服用了“控岩散”，那么我一定会相信，“控岩散”果真具有奇效。刘太医的预言——“四年消除肿瘤”，也就神奇地“实现”。对于其他肿瘤病人来说，我会成为“控岩散”的一个有力的广告牌。可是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知道，我的“脑瘤”终究会消失的，不吃“控岩散”也会消失，就像根本不必让外科医生锯开脑袋一样。
第4节少犯错误的10条原则
一位在美国生活的朋友来看我，我说起对医生的种种期望和失望。他告诉我，在他们那里，癌症患者通常都会有一个专门医生，有人叫做“私人医生”，有人叫做“家庭医生”，有人叫做“医疗顾问”，其性质和作用都是类似的。这些医生通常并不直接对病人采取治疗措施，与任何医院、医生、治疗方案以及药物营销也没有利害关系。他们为病人汇集各种信息，推荐医院和医生，对来自医生的所有诊断和建议做出评判，然后帮助病人制定一个尽可能全面、详细和可以持续的治疗计划。
我从他的话中受到启发，觉得自己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医生。不仅是我，恐怕每个癌症患者都需要这样一个人。此人不仅医术精湛，经验丰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做人的水准。善解人意，对病人有足够的耐心，可以回答病人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帮助病人选择最好的治疗方向。他并不直接为病人治病，但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医生，哪里可以提供最好的治疗。在他心里，“最好的”不是“最昂贵的”，而是“最合适的”;不是“最有名的”，而是“最有效的”。最重要的是，他与任何医疗机构和医学门派都没有瓜葛，因此在向病人提供建议时绝不夹杂任何功利动机。
我一直期待这样的“医疗顾问”出现，却一再失望。有一天我向一位医生提起这事。他笑了，好像我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如果你的亲友中间碰巧有位医生，他很有可能会为你到处搜集医学信息，帮助你去联络医院和寻找专家，还会给你很多建议。这是源于亲情和友情，与职业无关。单单从职业立场来说，我怎么也找不到这么一种角色。最后，我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由于我们医学领域的那些纵横交错的高墙深壑，即使是那些精通医术、善解人意、超越功利去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会对自己专业范围之外的事情发表意见。
尽管没有“医疗顾问”，我们却不能对面前的问题有丝毫怠慢。所幸记者职业的阅历让我养成观察和辨识人的习惯。这帮助我认识了医生的职业特点，和他们作为人的长处和短处，所谓“观察和辨识”，包括察言观色，也包括问询和倾听——不仅听人家说什么，也看人家怎么说。肢体语言，尤其是那些一闪而过的细节，常常会暴露一个人的最真实的一面。如果一个医生在你的CT片上看了不到两分钟就开始夸夸其谈，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个自以为是和草率行事的人。如果一个医生在你叙述病情时表现出心不在焉，不肯向你提出一个问题，甚至急于结束你的话，那么你可以设想，他在心里不是在考虑你的病，而是在嫌你浪费他的时间。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是全能的，医生也一样。但是很少有医生会在病人面前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事情。如果一个医生在回答你的问题时露出一丝犹豫，说了半天总是在问题的外围兜圈子，眼神还会出现瞬间的漂移，下意识地躲闪你的目光，这时候你可以相信，他是谈论一件他自己并不了解的事。
此前我们曾经提到，癌症患者的关键问题是，不要让治疗走上错误的道路。同时我们又不能指望哪一个医生永远正确，不犯错误。然而在我看来，最遗憾最叫人失望的还不是普遍存在着的误诊和误治，而是那些我们千辛万苦寻找、毕恭毕敬求教，并且寄予无限希望的医生们，却很容易地成了诱使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和晓东开始互相告诫，从现在起，再也不要被诊断结论牵着鼻子东奔西跑了。我的生命的天平，不应该随着医生的话摇摆不定。
于是我只好尝试着给自己做“顾问”。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为“别听医生的”，那就错了。我想说的是，对于医生的话，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该听的，什么是不该听的。我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同时排除那些会诱使自己犯错误的东西。
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准确地确定自己应当做什么，那么至少应当确定自己不做什么。
“不做什么”的意思，就是不要让自己做一些错误的事。
这是因为，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不是你的疾病让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个又一个错误让你走向死亡。
凭什么不犯错误，或者少犯错误呢?
凭我给自己规定了10条原则：
1,不被医生的话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论是乐观的话还是悲观的话。
2,尽可能仔细、客观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有没有新的不良感觉?老症状是更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通过医生的临床检查来验证自己的感觉是否准确，并且把你自己的感觉与医生的诊断加以对照。
3,记住每个医生都有犯错误的可能，也会有失败的病例。了解他的犯错误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样重要。通过直接观察和间接调查，对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做出评估，以确定医生的可信度。
4,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自己疾病有关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综合在一起，判断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事应当尽快去做，哪些事应当暂缓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对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却很大的治疗措施，特别慎重。
7,对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却肯定会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措施，更要慎重。
8,对那些有明显或潜在利害关联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保持警惕。
9,对那些特别关心你的身份和钱包的医生提出的治疗建议，冷静面对。
10,对那些名气很大但却过于自信轻率的医生，切不可盲目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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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感觉不到的“敌人”才是最危险的
在石木兰大夫之前，我们也曾历过一连串同样的“影像学诊断”，而大多数专家却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追随观察我的肺部病灶差不多一年了，诊断结果全都倾向于“良性病变”，比如是个结核，或者是炎症之类的东西。
所谓“影像学诊断”，就是仅仅凭借胶片影像鉴别病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在获得活体组织进行病理检验之前，这通常是医生看病下药的重要依据。
不过，我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总有一种感觉：医生们辨别胶片时，难免会被胶片之外的因素干扰。
比如，他们诊断我的肺部病灶时，如果知道我的脑袋里有个“肿瘤”，就会把心里的天平向“恶性”一边倾斜过去。
反过来，他们在看我的脑片时，如果知道我的肺上还有一处病灶，又会坚决地认定“脑瘤”是由肺上转移过来，因而便倾向于做出“肺癌晚期”的诊断。
一旦他们发现颅内“肿瘤”正在缩小，就会认为那东西原本不属于“恶性”，当然也就不会是从肺上转移来的，进而又会乐观地认定肺部阴影也只是个良性病变。
这中间的逻辑，自有其通行的医学理论加以支撑。“人体是一元化的。”一位医生曾对我这样解释，“各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当医生在一个人身内的不同部位同时发现病灶时，他们首先必须考虑，它们是有关联的。”
我的左肺上叶病灶，其实只是一片直径约1.3厘米的不规则的阴影。这在大多数人身上只不过是炎症或者结核，所以通常并不会被当作严重问题。在例行体检中通常采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会有任何不良感觉。老实说，如果不是因为脑袋出了问题，顺藤摸瓜，根本不会有人想到要去我的肺上看看有什么东西。即使发现了，也不会在意。
我还记得上海专家们首次会诊的情形。尽管有脑部和胸部两组胶片，全都摆到桌面上，可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从始至终集中于颅内病变的性质，只有在涉及是不是“转移瘤”时，才会想到肺上还有个东西。
一位胸科专家的话很明显地代表了这种倾向。“脑子里面到底是不是‘转移瘤’?”他直截了当地问那些神经科专家，“如果不是，肺上的问题就非常好处理。我现在甚至都不用管它。”
我们都期望癌症的早期发现，医生们也在不断地向我们传达类似观念。可是“早期发现”非但很不容易，而且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引起足够注意。我自己就曾对晓东说，“我肺上这么小一片阴影，要真是肿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啦。”我是指多年前她患结核病，痊愈后始终在肺上留着一大片阴影——比我的那个“1.3厘米”要大很多。
可她对我这样比较不以为然。她把我肺上这片小小的阴影看得很重，耿耿于怀，寝食难安。她的逻辑与医生的逻辑正相反：如果那是恶性肿瘤，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也就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脑子里的所谓“转移瘤”之说也就不攻自破。
这推理我当时也很赞成，却不料其中隐含着一个错误，那就是，所有人——包括医生和病人——都认定脑袋和肺的两处病灶紧密相联。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即使颅内病变痊愈，肺部病灶仍有可能为“恶性肿瘤”。也就是说，这两者是没有关联的。
我们固守着一个并不正确的逻辑。好在我们能够追随观察肺部病灶，每隔几个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扫描。晓东拎着这些胶片在这个城市里东奔西跑，寻求“专家会诊”。而这段体验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极具教育意义。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几位高人来审看我的胸部胶片，迫切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确切诊断，可是很快就发现，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精妙的专家，也会意见不一。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脑瘤”的诊断过程中已着实领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诊断中又不能避免地再现。结核病专家信誓旦旦地说那是肺结核，肿瘤专家则认定“不能排除”恶性肿瘤，既非结核也非肿瘤的专家则认为它还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实际上，“诊断”在医生那里是个极富弹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们外行人想象的那样，具有非此即彼的含义。如果你在自己的病历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几个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恶性肿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东西什么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结核可能性大”，那也并不意味就不是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听懂医生的言外之意，同时也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当一个内科医生避开你的目光，同时建议你去看外科时，就意味着他的心里已经在设想你患了恶性肿瘤。如果一个外科医生大笔一挥，在你的病历上写下“开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点也不比你多。因为除了把你开膛破肚、撕心裂肺之外，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他手上的动作很重要，通常能够传达出更准确的信息。若是缓慢、收敛、从容，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张扬、摆动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内心其实是在犹豫不定，只是在掩饰什么，或者急切地想要打发你走人。
有时候在身体语言之外还会增加一些奇妙的专业术语，比如“诊断性治疗”。这在医生口中应用得极为频繁，值得为他们申报个什么发明奖。那是说，医生其实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却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术。在肿瘤治疗领域里，这好像成了应对疑难问题的相当普遍的妙方，而我却对这个词产生了无限疑惑。
虽然常常模棱两可，医生却本能地让病人感到他们无所不能。我们总是不会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对绝症的失望，而是对医生的失望——持续太久，因为他们是那么神圣，满脸洋溢着威严，说出话来头头是道。而且，说老实话，你病了，病入膏肓，不听医生的话又听谁的呢?所以，我还是把期望倾注在医生身上，并且努力学会使用医生的行为方式。我告诉自己，不要苛求医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从每次会诊中得到一星半点有用的信息，就该知足。
癌症这种疾病，不仅是在摧残病人的肉体，而且对于病人的智慧、修养、品格和心理来说，也是一场真正的挑战。发病的最初几个月，应该说是最危险、也是精神上最紧张绝望的阶段，很多人在这里便崩溃了。即使度过这段时间，病人的情绪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病情平稳的患者会沾沾自喜起来，放松警惕;病情恶化的人会更加绝望，对很多信息的反应变得麻木和迟钝。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状况已经渐渐好转，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复查全都证明，头部病灶正在缩小，左肺上叶的阴影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这叫我的潜意识里多了一些乐观的情绪，以为危机正在离我而去。
事实上，不仅是我和我的家人，当时乐观的情绪也出现在医生中间。
每次会诊之后，我们总是把各路意见加以归纳，认真对照，结果发现医生们尽管结论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是不约而同的，他们都认定我的肺部病灶没有长大。在长达一年的不间断的观察中，每一次影像学检查报告单上也都写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为缜密慎言的医生，也承认“基本没有变化”。
鉴于癌细胞的新陈代谢和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正常细胞，所以通过影像来诊断恶性肿瘤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观察病灶在一段时间内是否会发生变化。所谓“基本同前”，也就是说，它没有长大和蔓延。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就是凭借这个理由，才会认定，我可以“不用考虑”它是恶性肿瘤。
如今回看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脚印，我意识到，我当时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脑瘤的危机很长时间里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对于左肺上叶的那片阴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当初医生正是因为在我颅内和肺叶同时发现肿物，才会有“肺癌脑转移”之说，这一点也被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身体的所有难以忍受的症状，都是来自脑子病变，而肺部病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老实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从来就不曾想到，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藏在自己感觉不到的地方。所以，当石木兰大夫第一次向我发出警告时，我很轻易地把她的建议弃之一旁，没有按照她的嘱咐及时去做“三维成像”。
这让我错失了在第一时间确诊肺癌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也许应当在好几个月前就走上手术台的!
现在，石木兰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态不规则”、“毛刺增多”。这都是恶性肿瘤的典型表现，也在根本上颠覆了所有乐观主义的诊断基础——“没有变化”。在我看过的所有医生中，她是“少数派”。事实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观结论并且提出确凿根据的医生，但我相信她的意见比我见过的所有医学专家都更具可信度。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潜伏着更大的威胁。
当天晚上，我和晓东开始讨论开胸手术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打算尽快手术。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她不断地重复，“说到底是你自己决定。不过，你可要想好了。你别忘了大多数专家都说你肺上的东西不是恶性肿瘤，至少还可以再观察。”
“医生都会犯错误。”我说。
“那些人也都是权威啊!”晓东说。
“就算是最好的专家也免不了。”我说。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会误诊吗?”晓东问。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比那些医生低。”
第6节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医生
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定，我的颅内病灶属于“恶性”，必须立即手术切除，否则定会贻误“最佳治疗时机”，我却执意“继续观察”。如今大多数医生都说，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我却只相信石木兰大夫的“最悲观的”判断，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术台上去。现在看来，那一次我是对的。可这一次，我还能不犯错误吗?
我对晓东说：“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
我对医生始终有着强烈的选择性。我会没有保留地相信一些医生，同时对另外一些医生抱有强烈抵触的心理。不过，在大多数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医生，听从他的一些建议，却又放弃他的另一些建议。
我们到底凭什么相信或者不相信一个医生呢?当我逐渐康复起来之后，很多人都这样问我。现在就让我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真正信服的那些医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权威，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大牌，不是因为他们对我有一番特殊关照，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说的话特别中我的意。而是因为，他们都同时拥有以下9个特点：
1,不自吹自擂。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医生。他们没完没了地告诉你，哪一个病人如何无可救药，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们从来不会提到自己没有治好、甚至误诊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肿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医生坦率地告诉我，他有哪一次错误地估计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诉我，他没有治好的病人占有多大比例，那么我对他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
2,不贬低同行。
我一直认为这一点是做人的本分。可惜医疗领域里的确存在明显的互相贬损之风，如同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当我对面的医生在说同行怎么怎么不行的时候，事实上我已经在心里降低了对他的评价。
3,不仅关注仪器检验结果，而且关注病人。
一个好医生每天都会被无数病人包围着。每个病人都会表现出孱弱、无知、琐碎和喋喋不休。医生每天面对同样的面孔，回答同样的问题，经年累月，一成不变。你可以想象，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肠的人，才能始终不变地保持对病人的耐心和热情。
4,只关心你的病，不关心你是多大的官，不问你有没有名、有没有钱。
当一个医生直接或者间接地打探我的职业和我的支付能力时，我通常都选择转身走开。
5,对求医者一视同仁。
记住，你依靠熟人关系，依靠权势名望，或者依靠塞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钱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
6,不自以为是，坦率地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时候会感到，医生在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汇，绕着圈子回答你的问题。这时候，你从他的犹豫闪烁和含糊不清之中，从他的肢体动作的细节，比如眼睛的转动和嘴巴的蠕动，能够很容易地分辨出他是在谈论一个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医生对我说，“很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不会认为他无能——因为没有一个医生能够精通所有的问题。正相反，我会认为他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7,不模棱两可。
不能确诊时，不会在病历上写个“问号”打发患者走人，也不会用“要么手术，要么观察”这样的方式把难题交给病人，而是提出办法，搜寻那些有助于确诊的依据。
8,言之有据。
能够确诊时，不仅告诉病人结论，而且告诉病人做出这个结论的根据。
9,即使已经做出结论，也会特别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结论的证据，并且根据新的证据迅速校正自己的诊断。
如果一个特别有名望的专家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周良辅和石木兰，我就会特别相信他们。这两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个是神经科，一个是胸科，差别何其大!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仅不回避不忽视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甚至还能主动地利用最新医学技术去搜寻它们。由于新证据的出现，前者立即改变了自己的结论，后者当即把一个模棱两可的诊断变得确凿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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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我为什么不化疗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被纠缠在一个问题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出院前刘向阳大夫曾给我一个忠告，就是“不建议你去做化疗”。他说这话时，脸上一点也不掩饰对化疗的反感，让我感到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反对”，仅仅由于医生的职业戒律，才会使用一种比较委婉的表达方法。我当时就想，我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换作是他，他恐怕是不会去做化疗的。
刘向阳大夫的医疗思想是个多元的复合体。在外科方面，他倾向于积极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练地实施微创手术，可却很少采用。他认为那样做不利于彻底清除癌细胞。手术的最大难题，不是切去肿瘤，也不是创伤愈合，而是阻止癌细胞的扩散，也叫“根治”。为了达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准，尽可能彻底地清理病人体内的可疑组织。但是，谈到其他的医疗手段，比如药物治疗，他坚决反对种种“过度行为”。中医很多抗癌药，他认为都是“忽悠”。西医很多昂贵的“特效药”，他也不以为然。所以，他才会给我这样这么一个忠告。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却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地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至4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化疗或者放疗甚至还在导致癌细胞的加速扩散转移。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却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可是他却发现，尽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一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汤钊猷教授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的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在临床治疗的领域里，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羸弱不堪。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冯奉仪大夫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冯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疗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坐在这里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印证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对。”
“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杀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冯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的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觉得松了一大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地提出那个最急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冯大夫所说“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还听说，这个数据涵盖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成果。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医学的“生死簿”，而非阎王老爷的“生死簿”。
一种药物的疗效如果真正科学可信，它就应该具有足够多的临床病例统计，并且加以对照。比如说，我们在一项临床试验中，将2万个完成全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万人。其中一组采用化疗，而另一组不化疗。最后我们可以在“化疗组”中得到6200个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疗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认为这场试验的结论可以到此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从理论上说，“62%的五年存活率”，同时意味着还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这是一个“平均数”，那么实际的进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异性。具体到“化疗组”的每个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险。医学所谓把“5年存活期”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现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疗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没有采用化疗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换句话说，化疗在延长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时，是否也缩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60%提高到62%”这个数字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错误，却有极大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化疗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险。
我曾把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医生，可惜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我对医学完全是个外行，要想为这样的疑问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逻辑和常识。
现在，我们可以对前述那次临床试验做一个假设：“10000人的化疗组”中有200个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却因为化疗摧毁了体内的免疫系统，导致并发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癌症患者临死之前常见的现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时还有另外200人经过化疗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终结果还是“3800：6200”。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第三种结果和第一种结果的概率应当是正相关的——在平均数“62%”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缩短存活期”的人数会相应地增加和减少。
我猜想，冯大夫应当是考虑过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会对我说“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把化疗这种治疗手段摆在病人面前时，只不过描述了“生的希望”，却不能表述“死的危险”，也不能让病人清晰地意识到多种可能性。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择成为“化疗组”中的一员，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为幸运的人——原本活不过五年，结果是延长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钱受罪，却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结果——该活还是活，该死还是死;当然还有可能成为更倒霉的人——原本还能多活几天，结果却弄巧成拙，花钱受罪还找死。
所以，当医生们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疗方法的效果时，我们必须彻底弄清他们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话的潜在含义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生说得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我们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而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脑穿刺，拒绝了“控岩散”，拒绝了一些所谓“抗癌新药”。同时，我并没有拒绝所有的治疗，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术。这样看来，我并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拒绝过度治疗”。
第8节别让医生治死你
癌症患者的治疗之路上有很多疑难。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认真，至少不用太过纠缠。不过，有一个问题千万要警惕，这就是“过度治疗”。
我的一位同行不幸患了淋巴癌，那时候他正当壮年，有一个受人尊重的岗位，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这样一个癌症患者，正具备了医生下重手出狠招的两个条件：有一副好身板;而且不缺钱。他进了最好的医院，请了有名望的医生，享有最新最周到的医疗条件。于是，他开始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化疗,就这样过了10个月。医生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他那个时候白细胞降到零，意味着身体无免疫功能了”，同时还说，“实际上还有一些并发症”。2009年夏天，他在最后一次、也是“更大剂量的一个化疗”之后不久，撒手西归。他“化疗了9个疗程，他是个坚强的男人”，报纸在宣布他去世的消息中这样说。
然而他的治疗被不少人认为是一次失败的努力。患者的“坚强”毋庸置疑，可是这却没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长医生的“过度治疗”。有些人甚至极端地指出，这是“西医杀人”的典型例证。人们当然不会指望一个身患癌症的人还能长命百岁，但是他们全都认定，这个“医治无效”的病例更准确地说是“医治失败”。有个名叫张明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指出，这次失败的治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过度的化疗”。
张明是国家注册执业医师，还拥有“主任医师”的头衔，所以他的质疑中有很强的专业味道。“就淋巴癌来说，”他写道，“目前无论中医、西医，治愈率都非常高，五年存活率50%左右，相比肺癌10%的存活率，可说是一种比较容易治愈的疾病。”接着他又指出，这种一轮接一轮的化疗“太残忍和太不人道”，“正是这最后一次大剂量化疗”给了病人“致命的一击”，“导致全身功能衰竭而亡”。这等于是在暗示，在这一失败的病例中，医生是“杀手”，其作案工具就是“化疗”。
对待癌症不应麻木不仁，不容讳疾忌医，医生主张“积极治疗”也是有根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坚定地认为，“积极治疗”不等于“过度治疗”。
“过度治疗”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医学行家们在描述肿瘤治疗现状时，早就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它意味着医生使用了超过疾病所需、或者超过患者肌体所能承受的治疗手段。根据美国癌症协会2009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健康的免疫系统是预防癌症的最重要的部分。而过度治疗却会破坏了患者的正常器官、组织和机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陈代谢。其结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现其他并发症，加快了死亡的进程。
要想界定“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并非没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上海一个患者在发现癌症之后仅仅两个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过度放疗”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两位精明的律师居然在患者病历中找到了有利于原告的证据：医生为病人放疗13次。“在已引发极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况下，仍持续不断地给患者进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疗，导致患者全身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而发生死亡”，最后一次放疗距离病人去世仅仅11天。这一案件最后以病人家属获得9万元赔偿、“医院当庭承认错误”了结。
对逝者家属来说，意识到“过度治疗”的恶果为时已晚，然而诉讼结局毕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个幸运，因为要想证明“过度治疗”与患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过度治疗”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难被追究的。患者家属或者旁观者即使心存怀疑，也很难拿出确凿证据来指控医疗中的过失。比如张明对那个病例中“过度治疗”的质疑，就仅仅是建立在常识和推理的基础之上。
尽管如此，这一病例还是促使我取搜寻一些资料，结果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原来近几年有很多人指出“过度治疗”给癌症患者带来巨大伤害，而且，这种伤害相当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项统计称，由于过度和不合理的治疗，“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个说法，叫做“三个三分之一”：
死于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吓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2008年秋天，也即我决定不做“化疗”之后几个月，适逢上海癌症康复与姑息治疗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召开。由上海《新闻晚报》发表的一则消息说，“过度治疗”正在损害患者的肌体，“甚至危及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与会的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的共识。
我很快就看到了这次会议提供的一些调查数据：
——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
——全球肿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于不合理治疗。
——因为“过度治疗”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肿瘤专家厄尔。在对1991年-2000年死亡的215488个癌症患者的最后治疗状况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厄尔提出，有超过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临终前两周还在接受化疗。
根据患者临终前的一个时间段，厄尔界定了“过度治疗”的标准。鉴于化疗这种医疗手段的性质，我猜想它不应当被用在一个垂死者的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尔标准”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病人在化疗之后很快死亡，那么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医生根本没有意识到病人已经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这种完全不该使用的手段;要么是化疗导致病人加速死亡。
厄尔在第42届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上提出他的报告，时为2006年6月。这个会议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世界各地近3万名肿瘤专家参加，包括80多位中国肿瘤学专家。根据厄尔的研究，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一直在增加着——1993年这个数字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调查还显示，临终前一个月在重症监护室里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比例从7.8%增加到了11%。
尽管厄尔只是证实了“过度治疗”的普遍存在和日愈严重，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看到“实施在临终病人身上的化疗”与“死亡”之间的关系。
你可不要以为这只是美国癌症患者的危险。根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转移专业委员会在2009年提供的一项资料，目前，美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达81%，而我国肿瘤病人五年生存率仅10%。差距如此之大，应当能够间接地证明，中国人遭遇的“过度治疗”，比美国人更甚。
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严格说来，无论“15%”、“17%”，还是“三分之一”，都只是一种未经临床医学证明的“治死率”。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治死”的事实普遍存在。所以，这个问题也许应当这样来问，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约1000万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万人是中国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连串艰难痛苦的治疗中，“被吓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数量巨大。可惜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每天投入无数人力物力，去证实形形色色的“治愈率”，这给病人带来巨大的期待。同时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认真面对“治死率”的问题，其结果是误导病人走上“过度治疗”的歧途。
我们当然可以说，“我很坚强。无论多么痛苦的治疗我都能抗。”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坚强意志与疾病做斗争的人。可是，我这样喋喋不休地对自己说个没完，主要的目的不是激励自己“坚强地面对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赢得更多的活的机会。
我想说的是，假如我的“坚强意志”不是被用来对付癌症，而是被用来与“过度治疗”做斗争呢?也许，我的“坚强意志”不仅不能遏制癌细胞的扩散，反而成了“过度治疗”的怂恿者，进而与癌细胞沆瀣一气，里应外合，让我的“羸弱身体”更加羸弱呢?
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癌症患者来说，仅仅凭借“坚强”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是一个坚强的患者，同时我们也应当是一个聪明的患者。
在很多情况下，智慧比坚强更重要。
我会接受本该属于我的治疗，并且做好准备承担这种治疗带给我的所有痛楚。同时我也会尽可能为自己避免“过度治疗”。就算我的疾病已经不治，我也希望能够安静、从容地走完我的最后一段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