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越来越像中国。西方不是那么容易有独裁者，但文明上，人类社会的堕落形态都是殊途同归。
文明的发展阶段，好像都是“质”与“文”不断交替——草创阶段与繁荣阶段。在草创阶段，通常都是伴随战争；官僚架构和法令相对简单；社会的观念不会很复杂，还未到分化阶段。不论是统治者和民间，都是一股创业之风，大家在泥泞里打滚出来，多数比较务实。一个文明发展到后段，就会充满观念上的矫饰，一切事物包括政治都会出现泛道德化，有“文胜于质”的衰世景象。
苏联倒台之后，福山马上就认为历史将会终结，但后来成为思想界的笑谈；日本的年轻学者与那霸润还更厉害，指出一千年前的宋朝，已经完成了历史终结。在北宋开始的中央集权、文官政治、经济自由化、科举取士、身分自由流动，业已完成“可持续的集权体制”。
如此听来，其实也开始有现代社会的苗头。然而理学和重视道统道德的风气，也碰巧是北宋开始的。“历史终结”和政治生活道德化之间，似乎互有相关。是不是历史已经终结，体制和观念的斗争已经分出胜负，反而会滋生包揽一切、天罗地网式的道德政治学？当一个国家的人认为自己已到达了人类文明的顶峰，外在已经没有可以征服之处，人们关注的重点就会转移到内在领域，即精神世界、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秩序。理学最后去到变成吃人礼教，是因为它开创的时候，是为了“纠正”五代十国的实力山头主义。
宋初的历史学家要重写历史，寓史于教，特别写臭像冯道这类不断转老板的政治家，就特别强调忠君爱国，后来道德规范也伸展到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日本也是这个原理，作为社会阶级的武士，历史比“武士道”古老得多。“武士道”是为了在行为上心理上规范武士而被推广，因为武士已经登堂入室，掌握了政治走向。五代十国之后的道德政治，也就是宋朝的“武士道”，要社会菁英不要随随便便就打算改朝换代，要好好做人。也就是说，道德教化通常是为了阻碍社会进化得太快。国家创制之后，制度移动得很慢，内部改革通常是失败。如果官僚制度失去技术创新的能力，而社会的发展却制造了新的历史问题，就会出现动乱。
宋朝体制作为“历史终结”，以及宋明理学(强制而有力的道德同化)，都是同时发生，并一直为后世所传承。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讲李贽的那一章，便讲及他思想上的痛苦来自于明末的整体。那个时候，人们为了符合集体的风俗和古老的孔孟之道，只能将私人欲望和个人权力收藏起来，久而久之大家都是口里一套、心里一套，不可能成为心口如一的君子。然而正统的思想，就是鼓励士人成为君子。
黄引李贽“自我批评”的一段，就十分惊心动魄：“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他的痛苦在于对自己的处境太过敏锐，他知道自己学的那套如果认真，在现实中只会沦为伪善。
李贽家道中落，但之后也做过官，知道做官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无非是为了名利，但大家都会落力粉墨自己，更是不粉墨不行。李贽刻意做道德的素颜，希望透过回归“童心”要找到真正的道德。他是否找到了我们不知道，但他所身处的世界却接受不了他“分化”。最后指控他妖言惑众，将之囚禁，著作亦被官方 cancel。
李贽距今约四百多年，美国则二百多年。小时候我们学美国和西方，印象是西人将公私分开，例如克林顿和女秘书食雪卡，美国民众不觉得有问题，是他对调查者隐瞒事情的细节，觉得有违政治道德。私人道德和公共道德分开。四百多年后，中国仍然是政治道德化的。中共也是靠道德治国的。你打出“打土豪，分田地”、世界大同、男女平等，就站稳了道德高地，难道你反对分配平等吗？49年建国之后，几波清算运动，其实都是道德化政治的高峰。人有成份好的，有成份不好的，就是说你道德上好，道德上不好。道德上不好的黑五类，不只不能做官，更要入劳改营接受再教育，改好才有出监可能。不可能有人相信黑五类同时可以是一个好的技术官僚。你必须是“好人”才能做一个好官。文革时期的革命至上、要红不要专，其实也是这个中国逻辑的演变，并不怎么马克思的。或者说，马列那一套其实都很中国。
到我们长大之后，不知是我们变了，还是西方变了，情况也开始不同。道德成份也慢慢重要。种族平等、男女平权、性小众权益、环保、自由民主人权，就像人性本善、君子固穷，一样是好东西，但一经“提倡”，由政府和有力人士推广，就慢慢变味。同性婚姻争取成功，争取者就继续争取易服、变性等其他性小众的权利，并且不可避免是透过攻击其他“建制”。这个时候，白人、男人、异性恋者、家庭、宗教，都一一成为不良成份。一旦被套上“白上至上”、“法西斯”的帽子，你水洗都不清；历史人物因为与黑奴历史有关被打倒；电影戏剧因为涉及蓄奴，要 cancel；
有宗教金句广告被世俗政党投诉要求下架；社交传媒说你“仇恨言论”就可以封禁；拜登说要团结，但他们阵营的人一听到他选到，就开始要罗织清算“撑侵美国人”，还有一些加拿大人说要搜罗中港台海外的撑侵人，暗示应该交给美国影响其移民通路。Pornbub因为别人上传的影片有问题，就被信用卡公司抵制，社媒因为要打击“煽动暴力”的前总统，可以暂时不理会言论自由无限制使用权力；知名人士受到性侵家暴，现在不是先找执法部门，而是先跟传媒告状刷一量流量和光环，Johhny Depp就身受其害——万物是没有标准的。
还有很多很多，总之都是慢慢走向以理杀人。群众压力之下，你都会为了自己的生路而加入批斗。
这个道理是好的，你不听便是你有问题，要施以惩罚。他们说再教育营违反人权，然而软性的“再教营”的概念，在西方也有。中国自古以来很重视教育，到长大之后才明白，这是他们很在乎社会稳定。如果不教育，你会有别的思想，之后就不容易“修正”。
现在美国那套，据说是二战之后反威权、反越战的自由世代所推广，他们进入传媒和学院，就得以播道，下一代不可能有太多其他思想；美国在苏联倒台之后，进入“历史终结”。历史终结只是一种意识，就是“自满”的另类讲法。当人自满了，就回到内在，想要一举解决观念上的终极问题，也就是“公平”的问题。“政治正确”成为政学商媒几个大领域的通货，每个人不持有一点，在现实里都会吃亏。所以结果和李贽那个时代一样，挖空了就是人人争相伪善。
在一些资深左派眼中，据说拜登也只是个老白人，也是华盛顿建制，是不可能为基层打拼的，但他起码肯骗你，也不会示现对自身的骄傲。任何人的意志和行动一旦有所创冲，都会导致其他人有被贬低的感觉。之所以要谈种族平等，最重要是为了多民族帝国自身的安全系数，类似的东西在解体前的奥匈帝国也提倡过。一个稳健的系统，大家都要尽量齐一，任何民族主义式的亢奋都会带来系统当机的风险。
黄仁宇在那章说：“李贽自然无法理解，用中央集权的方式，以为数众多的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剂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份子或特殊成份，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
与那霸润谈宋朝达成了历史终结的那篇论文，叫做《中国化的日本：日中“文明冲突”千年史》。美国二百多年，十分年轻，但也极盛了，是否也走到了中国化的阶段？“中国”在最初不是指某个特定国家，而是“人类文明的顶点”。美国的中国化，不是说中国得到了美国主权，而是说美国的文化文明终于也“进步”到好像以前的中国，进入了被观念统治的情况，变成超稳定而压抑的状态。
每个文明凡到达了顶点，民丰物埠、傲视天下，就会撞鬼一样出现差不多的病征：与现实脱节的道德提倡、系统稳定压过了个人的各种自由。最终美国国父们的理想，像民主、分权、自治、新闻及出版自由这些东西，都会因为要维持现在的权力架构而有所妥协。为了应付侵侵这个“紧急状态”，他们都无疑损害了自己的不少理想，越来越走向一个中国式的国家，进入“文”的阶段。
黄仁宇这样谈李贽的历史观：“……在他看来，历史的治乱既循环不断，又与‘文’‘质’相关连。一化仁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这种认为文化生活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政治的特点……根深抵固的儒家历史观，又使他深信天道好还，文极必开动乱之机，由乱复归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创业之君弃文就质，在1601年，李贽提出这一理论……也可以说不幸而言中。”
那一年，努尔哈赤组织了八旗制度，比起发展到尽头而僵化的大明朝，正如旭日初升。中国网民谈美国时爱谈“入关学”，视自己为代表“质”的满清，视西方为庞大但也腐朽的大明朝，准备“入关”，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自信。因为落后者的优点正在于其落后和质朴。关内关外，究竟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还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呢？文明之间的竞争好像鬼店的升降机，一打开来就流出了一走廊的鲜血，来自我们所有人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