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司马璐先生谢世以来，纽约社区朋友们表示了对他的最高敬意。他是海外民主派和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的一位传奇人物，在超过一个世纪的生命中，至少七十多年不倦地投身在追求自由的崇高事业中。他又几乎是中共的同龄人，也许没有更资深的人，像他那样体验和研究过共产党的历史。作为一名后进的晚辈，更有一份难言的伤感。当我们看到反对中国现代极权主义的奋斗，遭遇到从未有过的困局之时。
我和司马璐先生见面交往的机会不多，但是在我们的专业：文字与出版层面，却有不少的心灵沟通。司马璐在大陆变色的1949年，毅然决然从上海来到香港。1952年，在港出版自传《斗争十八年》，一纸风行。1958年开始主办《展望》半月刊出版（《明报》也在当年创刊）。我则是1980年才移居香港。翌年入行传媒，从事新闻评论。当时香港的政论杂志不下十种，比较出名的几本都是本地人主办的。唯有自联出版社的《展望》是以大陆政治为主的一本，虽然包装显得简陋，引起我的兴趣。
◎在香港和前辈相遇，《展望》杂志的印象
记得曾经到展望编辑部去见过司马先生，（也买过他们出版的书如《瞿秋白传》、《周恩来语录》、《斗争十八年》等）一个初到贵境的小编辑没有和他的谈话记忆，只有那里空间非常狭窄的印象。没多久，1983年司马璐移民美国。我一直保留着部分《展望》杂志和几本书到今天。它吸引我的是七十年代和更早以前的资讯，因为那时我们在大陆对外界一无所知。另外，司马璐是研究瞿秋白的专家，而我在香港《七十年代》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正是评论瞿秋白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同时，我发现先父（已在台湾过世）的挚友陈克文先生是《展望》的作者……这是我在香港和司马璐先生的一点交集。
司马璐的人生与事业有“个人奋斗”的自由主义特色，丰富多彩。他对政治敏感而向往，但只是限于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冷眼观察而不专注投入。在学问上，则是一个边走边学的务实主义者，有很好的文史基础和独立思考能力，他的著作和杂志，有材料也有可读性。……这样一个独具一格的人物，在大浪淘沙的时代，活了一百年，无疑是值得研究的对象。笔者只能以其文字遗产，作一点肤浅的读后感式的评介。先说说杂志《展望》。其重心不在追踪即时新闻，而是以比较宏观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共政治，看文革和中苏关系。例如对毛刘周的最高权力斗争，及邓小平倒而复出的整套个人资料，都有很深入的来龙去脉分析；而赫鲁晓夫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到七十年代还在连载，加上他本人的长篇史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展望》杂志这种侧重史料的严肃性，可能和他出版《斗争十八年》赢得的名声有关，他对中共“和平演变”可能性的著作，受到苏东学界的重视，被邀两次出访。
◎独家发表江青内部讲话透露反美外交战略
下面选择若干事证，可以看到《展望》的独特分量。1975年6月16日出版的321期发表北京“原始文件”：江青当年3月在香山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关于外交问题的讲话》，江青自称“主席工作很忙……传传口信”，以显其权威。江青怀着接班野心大谈毛的世界革命外交，将“人民革命”放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之上。称中共“对第三世界道义上支持、经济上无代价的援助”，“正如主席对西哈努克所说的：‘要军火，买；没有，送，可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革命。’”“只要革命，我们一定支持到底”。策略上“我们又把外交重心放在黑朋友、小朋友、穷朋友的身上。他们感激我们、报答我们。我们虽然没有白朋友、大朋友、富朋友，可是我们并没有孤立。在我们进联合国问题上表决时，虽然大国声大势威，但无奈小朋友势众声亮，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联合国，接着大国也登门来访。”
江青这篇讲话，长期没有公开和受到应有的重视。《展望》不仅发表，还郑重评论，指出“东南亚国家面临新威胁”。事实上，毛共正是在美国越战失利、东南亚三国陷共后，显即加强对泰共、马共、缅共的鼓励和渗透，支持他们武装颠覆政府，“相信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真理”。
甚至毛在垂死之际，还派四人帮张春桥秘访赤柬取经。至于交朋友，我们早已看穿，中共入联的秘密之一是收买黑朋友、穷朋友，1971年10月联大通过23国“逐蒋纳共”2758号提案，其中20国是“黑朋友、穷朋友”！（遭到美苏两大集团抵制），而设在湖南益阳的马共电台直到1981年才关闭。江青这篇内部谈话其狂妄无忌，无异于今日战狼外交的一块样板。
◎千页党史文献选粹，有前所未见的贡献
《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是司马璐数十年心血结晶。他在香港台湾收集过一些资料，尤其得到居留香港的张国焘先生之助。到1975年已经结集出版三册（之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二：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之三：第一次国共合作）。知名评论家司马长风当年的书评是：“作者条理分明、要言不烦，对中共历史之了解，别具只眼，力求公正……有前所未见的文献”。比之少有的港台同类著作，司马璐这部党史，虽仅止于1927年中共早期的“上海时期”，已达1000页之钜，足见非常珍贵。文革后，中共当局曾找他“明码实价”收购他的党史资料。
司马璐之中共党史三册，撰编方式与一般学者“论述加注”不同的是，除论与注外，还有大量的史料原文附录（即文献选粹）。省却学者读者追寻之苦。我对于“1927年”的兴趣从中获益良多。1927年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演变实在太重要，其影响迄今不衰……作为湖南人，对农民运动、马日事变更是希望看到我们长期被中共官史一面倒蒙蔽的真相。例如湖南农民运动，《展望》就有当年和毛一起办武昌农运讲习所的陈克文先生的驳证。毛鼓吹“痞子造反”赞扬农民“过火”行为“好得很”的“考察报告”，当时遭到陈独秀极大的反感与抵制，他审稿时删去大部分内容，还表示不准毛出席“五大”。
◎陈独秀反对在国共合作中夺取领导权
马日事变（5月21日），《展望》原始文件显示，正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领长沙后，搞暴力土改，杀工商巨子名流和北伐军官家属，触怒35军军长何键和部下许克祥发动的一次“清党”，解除中共武装和机关，逮捕处决共党暴徒。从“五大”到八七会议，中共内部的“盲动主义”炽烈，陈独秀的妥协主义终于败下阵来。陈的主张，在他提出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中，可见其要义：①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②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减少政局纠纷可以请假；③工农民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之领导与监督；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国民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陈独秀的意愿是从大局出发放弃暴力路线争取“退却求存”。早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面对严峻的非共潮流，他已提出要“约束农民运动，不要削弱北伐革命军的后方”。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文件，称毛泽东也不得不当面向陈独秀表示支持他的主张，说“我们不应该在农村发展社会革命而削弱国民革命的后方。”但八七会议指控陈独秀“投降主义”（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反对农军进攻长沙）撤销他的“总书记”后，准备“上山”的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为当时中共借助统战，一年之间从950人扩张到58000多人（共产国际的罗易竟然成为国民党左派的荣誉主席），国民党人数则从65万锐减到22-27万人，面临被中共架空、颠覆的危机。这是1927年分共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策划全国农协大会狂妄野心破产
《展望》对于1927年的农运狂潮发表了独家的史料。1927年，毛在党内一直没有重要地位，但他和彭湃拥有“中国农运大王”的赫赫威名。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宣扬被夸张的数字：中国有250万产业工人和参加农会的1000万农民。毛在农运讲习所也高唱“农民解放就是国民革命之成功！”3月底，全国农民协会推举13名执行委员，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议决7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共680人，各省名额分配──湖南120、广东80、湖北80、江西50、河南50、陕西30、江苏35、四川20、山西20……“宣传纲要”特别指出，湖南省“多数乡村已建立农民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并夺得地主阶级的枪支；广东省农会有4万支快枪。
这份资料完全可以视为，嗣后毛发动广泛的武力割据的滥觞。而湖南农运的组织性实力遥遥领先各省。农运大王势将临驾华夏。和他共事过的陈克文回忆，当时他曾应毛的同党易礼容邀请，去湖南参观农运，眼见湖南农民一日有三餐米饭吃（他广西乡下三日难得吃到一顿米饭），不禁问道，这样富足的农民为何还要搞农运，是不是湖南地主特别可恶？回答竟然是：湖南出了个毛泽东呀。陈克文恍然大悟，原来毛早就看准了农民是他夺取政治权力的本钱，可以利用打江山的赌注……山大王果然从此成就了一代帝王。但农协“一大”由于宁汉合流反共派占上风，而胎死腹中。毛却贼心不死，将农运转变为“武力割据”的根据地策略。最后在得天下出版“毛选”时，将痞子大作“湖南农运考察报告”选为首篇，遗毒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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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陆丰农运大王彭湃大屠杀文革遭到报复
附带说说大王彭湃（1896-1929）。这位两次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粤东地主之子，在毛还沉溺在汪精卫的信用时，已在海陆丰成为十万人的农会领袖，还在广州首开农运讲习所。国民党开始清共，通缉二百名共党首要，彭湃遂发动海陆丰暴动，成立中共首个“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以三个月的红色恐怖，杀戮地主1882人及其他国民党与社会分子万余人，逼使5万人逃港与广州。终被政府军击败，彭湃逃亡上海，任中共政治局委员，1929年被捕于租界，随即遭政府秘密处决。不料天意难违，被澎湃狂潮杀戮的亡魂，40年后，借文革造反之机，在海陆丰掀起复仇运动，彭湃后人惨被批斗，侄儿彭科竟遭斩首示众，首级悬挂三日……直到1978年习仲勋复出以四人帮之罪，了结“反彭湃事件”。
◎《斗争十八年》为共党人物画出形形色色面谱
司马璐所著《斗争十八年》迄今已近70年，是一本值得介绍的回忆录。和1954年龚楚的《我与红军》、1974年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形成中共建国前的一个连续系列。张国焘是中共初期重要领导人，龚楚是中共割据江西的红军将领，张、龚分别于1938、1935脱离中共，都在香港待过很长时间。司马璐文化人出身，是标准的“延安干部”，经历上海、延安、派入骑二军、抗日游击、浙江地工。最后回到重庆，脱党、加入民盟、办杂志、甚至组建“人民党”，直到1949年拒绝潘汉年拉拢，从上海潜入香港，时年三十。
司马璐记录的时代，正值中共借129运动抗日救国之名，裹挟一代知识青年误入赤色狂潮之际。在漫长的斗争中，他们饱经血泪折磨，构成毛共政权的高干中层。司马璐描绘他接触、相识的共营人物的形形色色嘴脸，上至毛刘周，下至身边的“可怜虫”。从康生携洋狗、著马靴，出门四个警卫员，到不惜牺牲同志和敌伪拉关系的老革命，还有那些为高干当“临时太太”，提供性服务的无奈少女……司马璐本人也经历不幸，幻想中间路线的成功，但残酷不绝的事实，使他犹如年轻的心灵被强奸一样痛苦，终于在重庆达到对共党“深恶痛绝”的程度，最后在上海看到和他满腹牢骚的文化界朋友，最后“百分之九十”都投靠暴政，他决定亡命天涯。他有坚定的人格信仰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是可以随意被弃的“螺丝钉”。因此，来港后即办出版社着手从事写作，出版回忆录，而成绩斐然。回忆录销售十余万册。当时读大学的余英时教授，50年后还记得“曾读斗争十八年，香江反共万人传”。
◎共产党东方不败凭借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党
近来一个引起广泛探讨的问题：中共凭什么维持统治七十年？司马璐的书已经给出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共凭借的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政党。这个党的特质，他定义为“军阀主义、流氓主义和野蛮的专制主义”。即枪杆子、欺诈与无法无天。这个党和民主国家政党完全不同，不为选票、不为民调，专为制伏不愿做奴才的人们。它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司马璐描写过民盟章伯钧常骂：“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出身。一个都市流氓、一个农村流氓。”而张申府见人就骂“五十号”（周恩来重庆公馆）混蛋。周亲信徐冰则骂民盟是“一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王炳南也直言国民党卖我们的帐，不就因为有五十万大军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在群魔乱舞的上海，聚集不少“民主人士”等候佳遇，司马璐对他们说：“以我对共产党人的了解，初来时候，利用你们一阵，以后就一天天难捱了。轻者吃苦头，重则一命呜呼。”即使“民革”主委郭春涛也信周恩来的面诺“二十年不谈共产主义”。被司马璐斥为：“周恩来胡说，骗三岁小孩子。共产党一旦控制政权，就要立即实行独裁，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结果，两人不欢而散──司马璐认为共产党最有力的功能，一是谎言欺骗。“天下受骗人数不尽，这是人类的弱点”；二是严密的组织。如军营、如魔窟、如地狱，非常可怕。
◎最后的一幕：和延安情人告别在上海滩
司马璐的人生感悟，写在1952年的回忆录中，有声有色，充满自信。1957年一场“阳谋”，不仅“民主党派”全线瓦解，章伯钧首当其冲。全国知识分子兵连祸结，斯文扫地。中共反右之战，俘虏不弱于“三大战役”，戴帽不戴帽的“右派分子”何止百万！刘宾雁的遗言“毛泽东是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今天，我们不能不敬佩司马璐先生当年的警世恒言，长鸣至今。他不愧为后学者的先知！
上海“解放”后，令司马璐吃惊的是国民党中统大队长王大超、常和贪官污吏鬼混的银行家卢绪章……这类人亮相党员并任要职。只有他延安时的恋人夏森，不忘旧情，前来探望。这位年方二七的四川大学美女，穿过时代的风云，不顾忌讳，低声告诉他：“立刻离开我们的地方”。临别留言：“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革命，革命就是残酷的事，我这个共产党员，是不够成色的。好在幸亏我只是一个女人。”他和夏森的爱情是回忆录中凄怆的一章。
几天后，他在霞飞路遇到农学家董时进，彼此哈哈一声再见。司马璐拿到广州通行证后，“一溜烟跑到香港来”。踏上自由世界崎岖漫长的新路。从此，将不幸的青春埋葬在那块无边黑暗的墓地。
谨以此文敬献于司马璐先生在天之灵！
（附图：网上搜索到98岁“夏森”，1938投奔延安……获国家扶贫奖章。是否偶同？待求证于知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