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是我敬佩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从中国古代史开始，逐步向中国近代史、当代史、朝代史和断代史拓展。然后又及世界史、五大洲史、美国史、东欧史、苏俄史、东亚日本史等，统统囊括到他的研究范围，遂成为学富五⻋、著作等身，历史融会贯通，世界全汇心中的知名学者。他的《传统十论》，析古渊博，思想深邃，评论犀利，语出惊座。捧读两遍，得益匪浅，积九裘之毫，写出一点肤浅心得，供诸君点评。
一、中国经济史上的“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中国作为华夏农业文明的传承者，自战国时期废“井田制”始，越秦汉、达明清，贯穿二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一直存在着“土豪劣绅”对平⺠百姓的土地、房屋及其他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巧取豪夺行径，经常造成“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社会不平等现象，史称“兼并”。因此遂有经济史上各朝代有关“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经济政策。从字面上理解，“抑兼并”即指官府或朝廷为了稳住农业生产，保障官粮征收，颁布法令和政策，限制对土地财产的过度鲸吞攫掠。“不抑兼并”用现代话语来说则是“兴兼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含有“官不与⺠争利”，主张农业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自由发展之意。由于左右乃至主宰两千多年专制皇朝统治之道和治国理念的思想原则，存在“儒”、“法”、“道”三种派系同生共斗和相互消⻓，因此，在对这个传统农业大国⻓达二千年的经济治理历史中，“抑兼并”与“不抑兼并”有着三个显著的特点:
1、儒法道对经济统制的不同影响:儒家常以“因⺠之所利而利之”的悯天恤⺠的入世姿态推崇自由发展的自然主义，并倾向于以“礼义”和宗法伦理的堤防来阻遏“兼并”；而法家则主张行皇天法权的统制主义准则，靠刑罚、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兼并”；道家则从“无为”而治的出世理念出发，主张对经济放任自流，赞同“不抑兼并”。然而尽管儒法道三个思想派系在各个朝代中对待“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政策驱动上各有不同的表现，但它们殊途同归都是以维护帝王统治这个“大共同体本位”的利益(而绝非天下黎⺠的利益本位)为一致的出发点，认同经济统制政策以达成一种“利出一孔”和“富国足用”的财政状态，这是它们作为帝王御用思想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
2、“兴兼并”(“不抑兼并”)也好，“抑兼并”也罢，如仅是一种财力(在此不使用“资本”，因为这个概念可能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间的博弈游戏，那倒也属于市场买卖的行为，遵循一般的买卖规则即可。然而历史上诸多的“兼并”行为，往往不乏用“暴力”以辅之的行径，既有巧取豪夺，又有仗势欺凌，因此“兼并”就超出了经济范畴，成为了社会问题。而官方对于“抑兼并”与否，是以营造“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的统治秩序为治国之要的。因此，权力在“抑”或“不抑”兼并，或亲身下场——“国家自为兼并”的选择之中，都是其中的主⻆，成为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史的一大观。
3、在中国帝王专制社会的传统语境中，“官家“与“⺠间”历来有着双重含义:一是指君主与臣⺠的关系，即“国—⺠”或“公—私”的对立关系；二是指“权贵”与“贱⺠”或“下⺠”的关系，即富贵阶层—贫⺠阶级的关系。因而实际上形成了三个利益主体:君主/国家—权贵/绅豪—下⺠/贱⺠。此背景之下，如果说“不抑兼并”的道义理由是所谓“官不与⺠争利”，做为调整“公与私”利益关系的公器的话，“抑兼并”的道义理由则是“右贫抑富”、“百姓均平”，起调整“权贵与贱⺠”的利益不均作用。然而实际效果却是“抑兼并”乃至“国家自为兼并”导致了“国富⺠穷”，“不抑兼并”则通常导致“国家与⺠俱贫，而官(权贵)独富”。因此，“不抑兼并”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膨胀，而“抑兼并”又导致朝廷“汲取能力”恶性扩张遂成为农业放任或统制的政策死扣。于是朝廷轮番用药，在“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交替循环中陷入“管死放乱”的怪圈，直至危机日重而终于崩溃。
平心而论，在中国数千年的帝王专制社会环境里，何时有过⺠间经济的真正自由发展，又何来“抑兼并”与“不抑兼并”的公平市场交易行为?谈古论今，推古及今，从“土改运动”、“一大二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何尝不是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上最惨烈的“抑兼并”运动。开放四十年，头三十年中国的确有过“兴兼并”或“不抑兼并”的大好时光，⺠营企业和⺠间经济得到了⻓足的发展。但由于“开放”并未彻底解禁产权领域，“改革”未曾触及等级特权禁区，因此导致“世袭”的权贵阶层和新兴的官僚家族在“先富起来”的口号蛊惑之下，靠强权之势搜刮平⺠的膏脂，盗窃国库的财富，迅速成为富可敌国的权贵官僚利益集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十年，随着经济及市场统制的日益收紧，政府以“反腐倡廉”的名义推出抄底贪官污吏赃款和血洗违法⺠企“白手套”等最严苛最奏效的“抑兼并”手段；以“混改”和“国进⺠退”等“官家通吃”举措启动“国家自我兼并”的进程，这出完全由权力自导自演、赤膊上阵的闹剧，终究是继承了两千年来政治专制和经济统制的传统脉络。
⻢克思说过:“权力也统治着财产”，“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办法来捉弄财产”。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如下趋势:“抑兼并”者的国家统治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不抑兼并”者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肆行聚敛。“抑兼并”则朝廷禁网遍地，⺠无所措其手足，“不抑兼并”则贪官污吏横行，⺠无所逃其削刻。
二、如何解构“法道互补”与“新儒学”
中国传统的“汉承秦制”与“独尊儒术”的社会治理理念存在极大的反差。即儒家的吏治观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以伦理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德行天下、行政正义优先。而法家的吏治观则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以权力中心主义为原则，主张威慑百姓，社稷安全优先。在这套看似矛盾的执政理念下，天子与诸侯间的“伦理关系”变成了皇帝与臣僚间的“科层关系”，朝堂之上君臣父子的“⻓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间社会的调理由律法管制代替了血缘宗亲的关系。表面上是四维八德伦理礼仪冠冕堂皇，⻣子里是尔虞我诈法\术\势厚黑学盛行，遂成为两千多年“儒表法里”的主流专制帝王术。外加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庄子的“逍遥”、“圆融通透”之道，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学侧身于朝堂，作为“儒表”与“法里”之间的润滑剂，成为“法道互补”的一道⻛景，由此形成了“以伦理道德治心，以恶法酷刑治⺠；以圆滑玲珑侍上，以狐假⻁威欺下；以难得糊涂处世，以指鹿为⻢立身”的法儒道传统理念大杂烩的两千年帝王专制吏治的主流思想体系。
然而，法家所主张的“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法度律之，绝不等同于现代法治的普遍主义与平等观念。它的实际意义是“臣⺠义务的平等”，即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及无产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的是达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工具，以便“人主”(君王)实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作为社会性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强调为官的道德修养和“⺠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本仁政意识，应该说在同时代世界诸文明中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本派”的儒家价值本质上还是“从道不从君”，以道德抗衡强权，而不同于以权利抗衡权力的现代宪政⺠主；其儒家社会本质上是以小共同体自治抗衡大共同体本位，这与现代自由⺠主以个人本位抗衡共同体也是泾渭分明的。因此“法家治国”、“皇权大于法”的强权哲学必然导致“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对社会的管制往往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而道家的犬儒哲学则容易导致“一管就假，一放就恶”的状态，这就是“法道互补”的后果。
因此，“原教旨儒学”鼻祖⻩宗羲认为君王专制已然成为“天下之大害”，凡“儒道互补”(法儒)及“法道互补”(道儒)已无法形成对帝王昏庸统治的思想体系的有效修补。他主张“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应彻底回归到人类发展的本源——对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追求。这个思想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儒家的道德范畴，接近了近代自由主义的一个根本理念。十九世纪下半叶，自由⺠主的“⻄学”思想随着“鸦片战争”传入中国大地，两种思想理念发生会融，即产生了“新儒学”。其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认为，正宗的儒家(指原教旨儒学)是一种“⺠主之理”，“⺠为国本君为末，非君择⺠，而⺠择君”。并发出诘问:“除⺠之外，国果何有?!”另一个代表人物严复翻译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的著作《群己权界论》，首次提出了群己权界的划定灵魂在于“己域应当权利自由，不容公共权力随意侵入，群域事务应由多数决定，不容个人擅自作主”。在帝王专制高压的黑幕之下，“⻄儒会融”的新儒学毕竟呈现了现代文明的一线曙光。
新儒学能救中国吗?它离自由⺠主的“普世价值”究竟有多远?秦晖先生认为这取决于新儒学在向新文化进化中表现出来的三种价值:
1、符号价值，即要为契合“⻄学”(现代化价值观)的内核精神而寻找一种符合中国概念系统的本土表达方式，使其容易获得⺠族大众的认同和接受。在当下，传统儒学的“⺠本精神”不仅成为右派(推崇⻄学派)追求自由⺠主的旗帜，也成了左派(传统保守派)维护统治正统性的遮羞布，双方都想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有利自己的思想资源。
2、功能价值，指“⻄儒会融”在现代化转型中可能实现的功能互补。⺠本精神本应成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凭借的本土传统思想资源。“五四运动”借助⻄学⺠主科学的理念，虽然冲破了家庭宗族小共同体的旧传统束缚，但在往后的“革命”中又陷入了⺠族国家大共同体的窠臼之中，并未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主权利。按照秦晖先生的观点，在如今走出国家这个“大共同体本位”的过程中，中国“可能需要”结成公⺠与小共同体同盟，以共同体多样化及小共同体自治价值观，逐步挤压大共同体的作用空间，扩大个人权利空间，增强公⺠意识。同时推动集权专制向开明专制的改良进程，构建公⺠社会的人文基础和制度框架，最后走上自由⺠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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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是首先摆脱大共同体羁绊而建立起公⺠社会的秩序，还是先完成政权的政治体制变革，构建起一个⺠主国家的框架呢?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其实我们从新儒学思想和改良主义的百年遭遇就略⻅端倪: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经过一百年的时代变迁，蜕变成了“一大二公”、“天下为国”和“天下为党”。共产目标已成，但未⻅共享，只⻅私分，以统治集团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因⺠之所利而利之”——结果有三:“抑兼并”:⺠间经济得不到自由发展，个人资本得不到保护，社会一片凋零；“国兼并”:造成国富⺠穷；“不抑兼并”:国与⺠俱贫，唯官(权贵)独富。
“明君施仁政，贤臣从道不从君”——堕落为昏君施暴政，佞臣从君不为⺠，贪官从利不从道。
历史学家⻩仁宇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发育的过程时指出:首先是社会的下层结构建立起市场经济必需的秩序，各种经济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换，其次变革社会上层机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重新厘清与下层结构的关系。然后设计链接社会上下层结构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使社会稳步进入健康的运作。而当社会的上下层主体结构尚未发育和改革到位，就开始强调“法制建设”和构建理想的社会秩序，事实证明，这个“法治”，必定是“法家之治”，所建立的“和谐社会”，无疑是“高压社会”和“维稳社会”。
3、超越价值，一种⺠族文化精神，只有当它能较好地解决现代性所带来的危机和现代性不足所产生的危机之后，方有资格给超越现代性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但如果它尚未曾很好地解决自身的现代化问题，便四处吹嘘所谓的“中国模式”，急于兜售“中国方案”，狂言要给全人类指点“超越现代性”的方向，建立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恋和忘乎所以的无知。中国传统文化所表述出来的“超越价值”如“道可道，非常道”、“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思想精华，往往体现为一种“天⻢行空”式的神秘箴言和高大尚的形而上意识形态，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千百年来只能停留在朝堂言语体系，却难以落实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更何况要成为现实生活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我们传统文化“不⻝人间烟火”的尴尬，还是⺠族性思维定式的致命局限。
三、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社会
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群体生活方式的两种不同的结合类型。
共同体是一种自然形成的、以习惯性强制力为基础的血缘、地缘或宗教信缘的集体团伙或联系纽带，它并非是其成员个人意志的总和，而是有机地浑然生⻓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人们意志的统一体”。社会则是在近代化进程中，一方面人们突破了旧有共同体的ሀ隘界限，发育了扩大范围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人的个性与个人权利随着时代的进步得以发展，因而逐渐形成的有别于旧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德国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自然习俗的产物，它是相对狭小的人类群体概念。而社会则是理性人在(个体、个人思想和意志)合意的基础上结成的“有目的联合体”，其宽广程度与⺠族国家相当。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共同体是一种整体本位形式，社会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有机结构。
中国传统存在两个共同体本位:一是以国家政权(皇权)为中心的大共同体本位，二是以家庭和宗族为中心的小共同体本位。“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统治的大共同体本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礼教对个性禁锢的牢笼。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国⺠众用革命与革新打破了两个腐朽落后的共同体本位的障碍，展现了奔向⺠族国家—⺠主国家—公⺠社会的光明前景。然而，由于来自三方面的原因，阻滞了中国奔向理想社会的进程:1、外部原因是列强入侵导致国家遭遇了⻓达十五年的“⺠族危机”和“救亡运动”，阻碍了国体建设。2、内部原因是在选择发展道路上误入迷途，二十世纪先后执掌国家政权的两大执政党都选择了北方强国的“强权国家主义”统治模式，崇尚“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大半个世纪深陷内战和对峙，导致同室操戈，国运凋零，⺠族进步由“悲情⺠族主义”演变为登峰造极的“战狼式⺠族主义”。3、⺠族文化深层缺陷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的大共同体本位，却保留了“大共同体本位”的皇权意识；“五四运动”在拆除了小共同体禁锢之后，革新为革命所替代，既消灭了社会自立的精英阶层，也摧毁了社会自治的制度基础。因此，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意识形态，与“消灭私有制”的暴力手段、“强权国家主义”的统治模式相媾合，生成了一个由统治集团利益主宰的“国家大共同体本位”的怪胎，致使国家的⺠主进程整整走了一百多年的弯路。
在⺠族国家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众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会是⺠众赖以生⻓的土壤，⺠众本应是国家的主人和创造历史的“主⻆”。然而，在强制性大共同体本位理念所构建的“社会—国家”的二元结构中，社会功能被高度挤压，名存实亡，国家往往成为权力的舞台，而⺠众发育成熟的过程异常的艰难。人⺠——名义上的“国家主人公”，实则为国家宏大叙事背景里的“芸芸众生”。它存在的意义，按照国家统治目标的需要，或作为伟大领袖发动阶级斗争的工具，或作为统治集团实现国家大共同体利益的代价。国⺠——表面具有与国籍相关的权利和义务。但实际上仅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权利”，即国⺠的身份资格必须以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具有”，如果你的个人利益或主张冒犯了、甚至不苟同于国家利益，国家就可以随时剥夺你的“具有”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说你并未真正的“拥有”国⺠的法律权利。市⺠——是在市场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众的生存空间取得一定的自由度后产生的概念。当国家大共同体的强制性有一定松绑，而⺠众的经济实力有一定积累及相关的社会机制生成的背景下，“市⺠自觉”和“市⺠自治”方应运而生。公⺠——除了拥有财富权益及公共利益共享之外，还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权利，所有这些权利的总称就是“人权”。
公⺠身份无疑是基于《宪法》的法律地位认定，但只有当社会发展进入企业市场化、财富私有化、国家⺠主化和市⺠自治化的阶段之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的公⺠，从而进入“公⺠社会”。
秦晖先生指出，国家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开拓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建立公开公正的⺠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灵魂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财产私有化和个人诉求的自由表达)。因此在谈论现代国家和公⺠社会时，要把尊᯿个人的权利，尊重个性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几乎是本质性的指标。人权实质上是公⺠的个人权利。但如果我们说人权指的是所有人的权利，或者说是不可分割性的整体——⺠族或国家的权利，严格来说这是一种对人权的异化解释。这一念之差，让我们付出了一百多年的代价。
公⺠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的“诗和远方”，秦晖先生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理想的画卷:
第一部⻔:市场中的企业——创造价值的部⻔；第二部⻔:政治参与的⺠主国家——主持利益公平分配的部⻔；第三部⻔:捍卫公⺠社会古典价值的市⺠自治和公益组织。
第一、二部⻔，属于改革开放运动的范畴领域，在此就无需赘述。笔者仅就第三部⻔的建构谈两点粗浅的思考心得:
一、重构社会多元化结构和公⺠独立人格。
综前所述，百年革命不仅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基础，也消灭了社会多元化功能的生成机制，使社会陷入了完全适从强制性国家利益本位发展模式所要求的“高度同质化”和“无序原子化”状态，沿着强权国家主义所设计的“计划社会”(不仅仅是计划经济!)道路狂奔。经过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了这种“自负理性”的致命危机，逐步认清了社会的多元化对人格ᇿ立和公⺠自治的᯿要性。诚然，修补传统的小共同体伦理规范似无时代必需，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构建符合现代⺠主原则的新型多元化社会自治功能和公益组织架构，打造公⺠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培育越来越多的“国⺠”从自助和自律走向自尊和自爱，成⻓为经济自立、⻆色自知、思想自信和政治自觉的新型公⺠。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秦晖先生所述的“市⺠(公⺠)与小共同体联盟”，建立“第三部⻔”，实现“公⺠自治的古典价值”的基本条件。
二、推动构建现代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国家”新二元结构。
企业市场化、财富私有化、国家⺠主化和公⺠自治化是构成一个公⺠社会四位一体，缺一不可的要素，前三项又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重要任务，有待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因此，从实现公⺠自治化的⻆度来表达对建立“社会—国家”新二元结构前景的期待，我们只能做出如下的展望:
1、执政集团放弃革命党的卡里斯⻢威权，回归现代⺠主法制意义的执政党。
2、国家信守对社会的契约，厘清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法律边界，严格履行推动建立社会自治有效机制的责任。
3、社会管理去行政化和意识形态化，回归⺠权⺠治⺠益⺠享本位。
4、以自由纬度打造公⺠的ᇿ立经济人格，以⺠主理念培养公⺠的ᇿ立政治人格，让公⺠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进步的主⻆。
这应是建立公⺠社会，实现社会自治所无法回避的四项使命，由此看来，中国的公⺠社会建设仍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