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我尚未衰老之际，行动还能自如之时，每次返回母国和台湾，总想设法，拜会一些前朝遗孑，做些采风笔录，过目残存遗迹，留些可稽见证，努力为"还原被刻意遗忘的历史"留些证物。
这次回国，重点去了台湾、日本和大陆，一路所见，略记如下：
台湾所遇
近年来，我每次回去，在台湾住的时间比在大陆多，原因有三：
在台湾坐地铁（本地人叫捷运），不需过关卡安检，毋须恐惧手持钢叉，戒备森严的各种警察（如今大陆的警察分为：民警、武警、特警、交警、网警、乘警、森警、火警、海警、铁警、空警、协警、辅警……（据说最近又增加一个叫"义警"的）和名目繁多的安保，只需刷卡过闸门，就可轻松而入。
车厢里留给弱势者的座位，年轻人不会强占，都会主动让位，态度和蔼，气氛轻松。
在台湾没有网络屏蔽，因为台湾是民主政府，不需要害怕人民，欺骗人民，所以可以自由上网,什么美国之音、英国BBC、Google、Yuotube、Facebook……任你随意点击，够了，祗此三点，就足够让我惊呼；"厉害了，我的中华民国！"所侥幸的是，中共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老夫爱台湾，绝无怕被五毛骂汉奸之忧虑。
老夫这次在台湾，除了观光，逛书店，去市场找小吃之外，值得一记的是，拜会了两位朋友——旧知新雨。
一位是旧知，一位是新雨。
（一）
黄天才先生和我是旧知，也是忘年交，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中华民国驻日本特派员、中央通讯社董事长，是一个资深的老国民党员，据他自己说有七十余年的党龄，是蒋家父子的铁杆粉丝。因为他和张大千的友谊，自我十年前采访他后，结下友谊，一直保持联络。我每次去台湾，必欲去拜访聊天，去年九十二岁时，还特地为我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合作出版的《摩耶精舍遗韵》画册，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纪念老友张大千的序文。
与黄老这一辈老国民党员聊天，总离不开谈论国民党的败落和那伙无能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耳朵有些背，时不时我要在小黑板上写下言简意赅的话语，当谈到当今的国民党无能时，我在小黑板上写上"当今国民党短视"一语。老人接过黑板，看罢狠狠放下道："岂止是短视，简直是没有出息……"
当我谈到国民党把具有七十八年历史的《中央日报》，停刊时，老人愤而叹息："把自己的喉咙割了，自残！"，接着感叹："国民党被李登辉玩完了！"
我接着问："一个百年老党，怎能被李登辉一个人就玩完？"
老人低头不语。
因为我进门时，黄夫人告我，老人今日已经接待了好几批客人，怕他累著，所以不便长谈，匆匆告辞。
回家路上我在想，一个百年老党，被一个人就能玩完，岂不是好事，这样的好事，岂能让国民党一党独占呢……
（二）
新雨——金祖武先生是我刚认识的新朋友。
我和祖武先生认识，得从台北"净律寺"的主持释广元大和尚说起。
释广元大和尚是个很有远见的人，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在蒋纬国那里，申请到了一幅台北边缘的荒坡，建造了"净律寺"，寺旁开辟了一座墓园，在这里落葬了许多民国的文化精英，计有：商务印书馆，四角号码查字法发明人王云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第一任社长程沧被；中国摄影协会创办人，摄影大师郎静山；京剧名伶孟小冬；国民党军政要人王新衡……还有一位叫金吉元的，他的墓冢就在孟小冬的右侧，此人虽然名气虽没有上面几位大，却不能不提。
金吉元的父亲叫金廷荪，是黄金荣的财务管家，后来和黄金荣、杜月笙合作开设三鑫公司，现在上海新乐路82号的别墅，曾经是他的公馆，也是三鑫公司的旧址。
一九四九年后金吉元来台，与杜月笙的女儿杜美霞结成伉俪。
话分两头，我在拜阅《张大千诗文集》的时候，发现有一副他为孟小冬写的挽联，联文为："魂归天上誉满人间法曲竟成广陵散；不畏威劫宁论利往节概应标烈女篇"，后面的跋语为："杜夫人孟令辉捐帏，十年前女士在香港，暴徒入其寓所，欲劫持之以往大陆，叫嚣弥日，恫吓万端，女士严词斥绝之。若辈知不可屈，忽出百万元为寿，托言允为录音录影，女士私叹曰："是邦危，不可以居矣。"即迳来台北，大义凛然，求之远古已为不易，喜可敬也。张爰大千拜挽。张大千联文，言之凿凿，绝非空穴来风，但我查阅其他有关孟小冬的书籍，均无稽可考，倘有蛛丝，语焉不详。
前岁我去台北净律寺拜见广元法师，顺便凭吊先贤，见孟小冬女士墓碑乃大千先生墨迹——"杜门孟太夫人之墓"，于是我与广元法师又聊起"被劫"旧事。
广元法师说，孟墓右侧是金吉元先生的墓冢，其夫人是杜月笙女儿杜美霞女士，杜女士为杜月笙夫人姚玉兰所出。我知道孟小冬女士迁台后，住台北临沂街，离姚玉兰住处不远，据传姚玉兰女士携女儿杜美霞，几乎每日去孟小冬寓所陪伴，关系极为亲密。姚玉兰女士已仙逝，杜美霞女士或许是唯一的知情者。
我恳求广元法师介绍我拜访杜美霞女士，他告诉我杜女士最近福体欠佳，在住院治疗，不过他愿意帮我联系。
第二天我就联系上了杜女士的公子金祖武先生，他约我在地处大安区国泰医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我在罗旭彰先生的带领下，找到了那家咖啡馆。我一推开玻璃门，金先生就认出了我，起身迎接，几句寒暄，我们就用上海话交谈上了。他虽然出生在台湾，但上海话讲得十分正宗，上海是他祖父和外祖父发迹的地方，更是他父母梦牵魂绕的故乡，他的家庭母语一定是上海话。
我们相互赠送著作，他送我一本《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诞辰纪念》的红封面精装书籍。他告诉我，目前正在负责"孟小冬女士国剧奖学基金会"的工作，并和大陆的京剧界有许多互动。
我问他手头有没有冬皇的录音资料，他说有，答应下次见面时送我一份。
我和他谈到他的外公杜月笙，谈到他的祖父金廷荪，谈到他几位舅舅，杜维藩、杜维善、杜维屏在海外的生活，也谈到他家在上海新乐路和陕西南路口的公馆的变迁，他说现在已经成了一家饭店，前不久他还去消费过。
最后谈到香港《大成》杂志的沈惠窗先生，他告诉我，台湾秀威出版社将要出版《大成》的全套复印本。我说，《大成》杂志曾经登过我的稿子：记得一篇是《墨荷泣诉》，是写张大千三侄张心铭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事；另一篇是《倔老头叶浅予》，写我八十年代初采访叶浅予的旧事。沈惠窗先生告诉我，拙稿在给叶浅予审阅时，叶还特地画了两幅插图。
我为《大成》写稿，从无得到稿酬。一次回国，在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谈及此事，文汇报记者郑重先生也在场，他要我转告沈惠窗先生，说《大成》登载了他写唐云先生的好几篇稿子，没给稿费，连招呼也没打……我告诉他，不给稿费也就算了，我还赔了一幅画。我寄《墨荷泣诉》一文给他时，附了一张张心铭画的墨荷照片，沈先生收到照片。说不够清晰，要我将原画寄去，谁知他收到原画，没及时归还，说我到香港后亲手交还，不久沈先生突然归西，于是我的那幅画也就不知下落了，此画上面有谢稚柳先生的跋语，弥足珍贵，至今想来，甚为不舍。不过沈先生在香港办刊也颇为不易，每期靠苏浙同乡会会长徐季良先生的五万港币补贴，和大千先生的赠画勉强维持，也很难为他了。
金先生告诉我《大成》合订本已经在印刷，装订毕他会关照出版社给我留一套。
最后他向我致歉，说我约你在这医院附近见面，原本想如果家母今天精神好，就陪你去见一下，谁知她今日依然羸弱，所以非常抱歉。我会意一笑，从罗先生手中取过鲜花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今天无缘，请你代我把这鲜花献给她，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复，下次我来台时再作拜见。
握手作别，谈得极为融洽。
附：刚才翻阅《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诞辰纪念》，其中有不少孟小冬晚年在台湾的留影，尤其她和张大千的那些合影，以前从未见过，弥足珍贵，欣喜之下，赘笔记之。
（三）
梁剑如先生是我在悉尼认识的朋友，他是香港企业家，虽落籍澳洲，却长期在香港工作。去年他来悉尼度假，我俩在饭桌上举杯约定，今年五月在台北见面，一同去中央研究院，参观胡适纪念馆和傅斯年图书馆。
那天一早，我们在台北好友罗旭彰先生的陪同下，一行四人来到了中央研究院。
这里环境幽静，棕榈参天，红砖的建筑群体，透泄出民国的气氛，走进她，仿佛走进旧日南京的街巷和上海江湾的民国建筑群，有一种回归民国的亲切感。
我一直尊奉胡适先生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灯塔，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圭臬。
一九五八年，胡适受蒋介石邀请，再度从美国回来，担任中研院院长，在履新典礼上，蒋介石致辞赞扬他，并要中研院"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钜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会上还有人提到中共清算胡适的问题。
轮到胡适发言时，他第一句就指著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接着强调，中研院应该为学术而学术，不是政治机构，在谈到到共产党对他的清算时，他辩解共产党不是清算他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反对他几十年来提倡用科学方法治学的问题。此举使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夜他在日记上写道，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真是一狂人。"以致气愤到他吃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不管怎样贬低蒋介石，不管怎样胡适在许多方面和蒋介石抬杠，蒋介石在胡适过世后，还是亲笔书写了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就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和"智德兼隆"的挽额。蒋介石是君子，他没有卸磨宰驴，也没有羞辱文人，他是近代史上维护中华民族文化道统的英雄……
在这里我补述几句闲话。
二零零年春，我去安徽绩溪上庄镇的胡适故居——"胡适纪念馆"参观，认识了馆长胡育凯先生，他是胡适先生的侄孙。那天胡育凯先生向我抱怨，说纪念馆没有经费，人民政府不关心，我说，你家叔公是中共最大的敌人，如今凭着绩溪老乡胡锦涛的面子，给你挂上这块牌子，已经够赏面子了，你要把纪念馆办好，只有自己去争取，你可以争取社会募捐，也可以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求助。我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馆长曾经来过，说以后可以加强交流，可惜我把他的名片丢了。回到上海后，我把台湾"胡适纪念馆"潘馆长的联络地址给了他。
前年我和潘馆长通电话，他告诉我，胡育凯先生已经过世了。
胡育凯先生比我只大一岁，因为和胡适的亲属关系，他被剥夺了读书的机会，吃了不少苦，我和他的接触，在《两个胡适纪念馆的观感》一文有详细叙述。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
梁剑如先生是个很认真的人，进入纪念馆后，对每件展品看得都很仔细，我理解他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已经来过许多次，自然没有兴趣陪伴他，自个儿去了傅斯年图书馆。
我每次来傅斯年图书，总要在一件展品前沉思良久，那是一帧毛泽东送给傅斯年的书法，细细品味，横生联想：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为什么要抄这首诗给傅斯年？
我苦思良久，终于找出答案。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每月八块大洋工资。他的工作是每天在书架前为读者查找书籍，面对教授们的颐指气使，受足了鸟气，难怪他当了"皇帝"后，在紫禁城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们不当我人，木匠拿十块钱一月工资，他们只给我八块钱……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据章立凡先生考证（台湾的书籍也有登载），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很不认真，特别是字迹十分潦草，难以辨认，图书馆的馆长李大钊曾经批评过他。有一次他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傅向他指出，毛不认账，还要强辩，盛怒之下，傅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唉，这一耳刮子，给中国的知识界结下了梁子，日后一大批无辜的读书人为傅先生还账，实在冤枉，实在无辜，实在可怜……
傅斯年是民国时代公认的正派知识分子，他一生清贫，正直敢言，有一件小事足可说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五亿美元的贷款，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利用汇率的差价，贪污的一千亿法币，引起舆情哗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质疑，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出面调定，他宴请傅斯年，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傅先生，你相信我吗？"
傅斯年干脆回答："绝对信任！"
蒋介石又问："你既然相信我，那就应该信任我所用之人。"
傅斯年断然回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委员长信任的人我也应该信任，那么砍掉我脑袋也不能这么说！"
由于傅斯年的穷追猛打，最后蒋介石不得不罢免孔祥熙的职务。
傅斯年从骨子里是看透毛泽东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随团去延安访问，他看出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作风，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他曾经和毛泽东做过一番深谈，发现毛泽东对坊间通俗小说非常熟悉，他分析毛泽东从这些书中研究农民心理，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造反，是个松江式的人物。
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九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沁园春·雪》后，傅斯年立马就写信给蒋介石，断然指出："此人有帝王思想！"
回头还再谈毛泽东送傅斯年唐诗一事：
据记载，傅斯年和毛泽东在窑洞里长谈了一夜，其中毛泽东谈到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时大出风头一事，傅答：我们那时不过是陈胜吴广，你才是项羽与刘邦。临了，傅向毛索字，个中有否他从老师的角度，关心毛泽东的书法进步，不得而知。
毛借唐诗向傅发泄，我老毛已经不是当年可以被你掀耳刮子的吴下阿蒙了，如今当了草头王，和刘项一样，不读书照样可以叱咤风云，争霸天下，得意心态，跃然纸上……
我和梁先生各自参观完了展览馆的展品后，约定去胡适先生的墓前献花。
胡适先生的墓园，就在中央研究院出口大门的对面。
我和梁先生献上鲜花，行罢鞠躬礼节后，他默然去一旁仔细拜读毛子水先生为胡适撰写的白话墓志铭，而我却在四处寻找一条挽联，如果我还老朽到不是十分健忘的话，记忆中一定见到过她，这是一条非常著名的，蒋介石亲自题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记忆中她应该在墓碑的两侧。然而现在却找不到了，我问一旁，几年前一起来参拜过的罗旭彰先生，他说在他的记忆中好像也曾经见过，也许民进党掌权后，在去蒋化运动中被抹掉了。我忽然想起，在桃园慈湖的蒋介石墓园中，有一尊大卸八块的蒋介石坐像，也是在陈水扁时代被民进党砸坏的。
这时候我的意识流被触发，想跟蔡英文总统说几句话——中华民国没有亡，只是偏安在台湾，就算是你们民进党暂时得了势，你们也没有权力把"中华民国"的国号丢弃，她是未来中国还魂的躯壳。苏联死了可以回到俄国的躯壳里去，中国也一样，引用前文黄天才的话说，国民党没出息，你们可不能，你们应该把目光放远大——中华民国的前途在大陆广袤的土地上，不仅是这个小岛。
偏安，偏安是没有前途的，历史上南唐和南宋小朝廷的偏安教训，已经足够证明了！
从胡适墓园出来已经是黄昏了，在车上，我和梁先生聊起了胡适和傅斯年的师生情谊：
一九四九年，胡适准备赴美，一时家眷无人照顾，他打算将他们送往绩溪的老家安置，傅斯年认为此举很不妥，建议将夫人跟他去台湾，暂时安置在台湾大学，并声言："局势如何演变，我不敢预言，但我会照顾胡太太，吃不饱大家喝稀饭。"胡适真的把太太江冬秀交给了傅斯年，在台大的校长宿舍里，住着胡太太和傅斯年的一个侄儿，还有一位朋友的一家五口，共十来个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清苦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北平，许多人推荐他当北大校长，他百般推辞，说胡适先生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我答应在胡适先生（此时胡适在美国当中华民国大使）归国之前暂时代理，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
我俩聊到了傅斯年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聊他爱学生如子的柔情，聊他生活的清苦，聊他中国传统士的风骨……当谈到傅先生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在去世前，还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时，我俩几乎同时哽咽了……
傅斯年先生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积蓄，唯一房书籍。他生前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刻了一方闲章"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期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行的读书人。说实在，当时傅斯年身兼数职，文名烜赫，凭他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名望，只要稍有心眼，保障全家人的优裕生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他甘于贫困，甘于淡泊，不为世俗低头，为此贫困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儿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
一九四五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游行，和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警察逮捕了学生，当时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找到对负责此事的国民党高官关麟征，指着他鼻子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九四九年台大四月六日，台大师生闹事，军队闯入校园抓人，傅斯年亲自赶去最高当局，指出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校园抓人是非法的，要抓捕台大的学生，必须得到校长的批准，他当面向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对学生是一片柔情，可在权贵面前，从无媚态，他跟蒋介石说话时，手持烟斗，翘起二郎腿，指手画脚，好在蒋介石知道他的个性，从不在意。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当官，坚守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一生铁骨铮铮，令人敬钦。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受邀在"省参议会"发言后，刚欲下讲台，突然抚著头喊了声："不好！"就此倒地不起，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溢血，经全力抢救，回天乏术，终年五十四岁。
呜呼，魂断讲台，天妒英才。傅斯年的逝世，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学生们上街哭悼自己的导师，就连蒋介石也亲临致祭，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竟有五千人之多，挽联二百七十多幅……
一路聊着，很快就到了Hotel,临分手我们决定，明天一早再去台大校园，祭扫傅斯年先生的陵寝。
傅斯年先生的陵寝又叫"傅园"，在台大校门口右侧的一片大王棕榈树丛林后，十六根多立克式大理石柱子，支撑著希腊神农殿式的屋顶，屋顶下庄严地地摆放着一具石椁，石椁的前部，刻着"傅校长斯年之墓"，小篆字体，线条庄端洗练，左右上下两行是"中华民国四十年十二月"和"国立台湾大学敬立"的行书。
进入墓园，我俩神情肃穆地献上一束黄白二色的马蹄莲，和沉重的三鞠躬。
站在傅斯年先生的墓前，我的意识流突然奔腾起来：
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准备退守台湾之际，蒋介石计划把国库的黄金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央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的藏书，迁往台湾去的时候，同时还制定了一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傅斯年授命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名单囊括了几乎所有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然而当胡适等候在南京机场，准备等齐同侪后同时撤退台湾，当从北京来的飞机开启机舱时，他只看到走下寥寥几位老友，名单上的友人几乎都没有出现，惊愕之下，胡适掩面大哭，傅斯年在一旁长吁短叹。
悲哉，千古一哭，万世一叹，哭后来的多少伤心事，叹后来的多少血泪债！
我站在傅斯年的墓前，想起了昨天祭拜的胡适墓园；想起了王云五，埋葬在净律寺的山坡上；想起了林语堂，长卧在阳明山畔自家的后院里；想起了张大千，安息在摩耶精舍的梅花丛中……想起他们的后代，游学海外，事业有成……
我耳边突然传来意识流的哭泣声，一个读悼词的哀音，在朗读那些关键时刻，心存侥幸留在大陆的死者——储安平、叶企荪、傅雷、张伯驹、陈寅恪、张东荪……
和梁剑如先生在台北三天，有缘在一起祭拜了两位我俩心目中共同崇拜的伟人，了却了多年的一段心事，虽然他的广东官话，比我的上海国语还要糟糕，但彼此心曲相通，遇有语意舛误，常抚掌而笑，品尝广东话中"鸡同鸭讲"的乐趣。
不能遗忘的李庄
和梁先生分手后，我回到大陆，去了四川，继续追踪傅斯年先生一辈先贤在李庄的史迹。
谈国立中央研究院，谈傅斯年先生，不能不谈抗战时期的李庄，不能不提在受到外敌侵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庄的几位乡绅，力排众议，容纳一代文化精英的历史功勋。更不能遗忘他们在新政权镇反时遭受惨杀的真相……
一九四零年，日寇飞机发起对云南各地的频繁轰炸，目的是要切断滇缅公路，阻止援华物资进入内地的通道。
这时候已经历近七次西迁的同济大学，眼看在昆明待不下去，准备寻找新的迁徙处所，经过研究，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川南一带，同时暂迁至云南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也在酝酿搬迁新址，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先生希望寻找一块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
正在战乱频仍，举棋不定之时，消息传到了川南的小县城李庄，被一个叫罗南陔的人知道了。
罗南陔是国民党李庄区的党委书记。他饱读诗书，举止儒雅，是本地颇有名望的乡绅，他立即联络了区长张官周（注意，国民党并无区长一定是党委书记的规定，他和党国不同）、杨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李清泉、江绪恢……全镇乡绅和名流，研究接纳同济大学来李庄避难的可能性。
会上虽然有人提出李庄乃弹丸之地，只有三千余人口，恐无力接待二万余人的南迁队伍。
最后在罗南陔，国家遇难，国人有责的说服下，取得一致同意，当即以李庄地方政府的名义，向民国政府内政部、教育部、同济大学等单位发出电文，电文由罗南陔草拟，全文十二个字："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电文发出后，同济大学随即派出专家前来考察，不久一锤定音。
同济迁校的路线，是从川滇和滇黔公路入川，到泸州后再转船到李庄，一路山高水深，极尽艰险。值得一提的是，现今保存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那批文物，也是通过这条路线运往李庄，安放在张家祠堂里的。
随同济大学一起迁往李庄的，还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体质学研究所；国立中央博物馆；中国营造学社；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几乎囊括了所有民国政府的文化机构。著名学者有：傅斯年、董作宾、吴定良、童第周、陶孟和、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费正清、吴文藻、谢冰心、王世襄、罗哲文、罗尔纲、吴孟超……当时的李庄名遐世界，所有的国际信件和包裹，只要写上四川李庄的，都能收到……
感谢李庄，感谢罗南陔一行乡绅，感谢李庄的百姓，是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生存的危急时刻，保护了我们民族的血脉。
敲键至此，我不由自主地肃立起敬，对屏幕上的李庄深深三鞠躬。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和所有的中央单位回迁，告别了李庄。
回忆在这艰苦的五年时间里，且不说傅斯年为缺粮少钱，四处向军队借粮的囧事，也不说梁思成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中国建筑史》的旧事，更不说林徽因"太太的客厅"的轶事，和她卧病治学的辛酸……
这批民族精英，在李庄六年间，发生的感人的故事可以车载船装，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记载的，但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说，我不能不记：
一九五〇年年镇反时，按新政权规定，区长以上的国民党干部均属关杀对像。
曾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罗南陔，和国民政府李庄区区长张官周，以及国民政府李庄镇长杨惠君等三人，首当其冲，成了新政权杀人立威的靶子——
行刑那天，镇反工作小组结集了三百名贫下中农，手持木棍，立成两行，几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份子，被押著从中间通过，被乱棍追打。血腥的是，未到刑场三名反革命分子已被打死，魂归黄泉。
人死了，但是新政权还没有放过他们，刽子手上前将死者拖往刑场，补打一枪，以完程序，接着准备按计划，将死者绑在竹桩上，用麻布绑住尸体，撬开天灵盖，挖去脑浆，灌上桐油，点三天三夜的天灯，示众立威。谁知就在撬天灵盖一霎那，突然天空乌云翻滚，暴雨如注，刽子手害怕天公发怒，只得收埋死尸，草草收场。
读者诸公，关于天公显灵之事不可不信，我早年受共产党唯物主义教育，不信鬼神，自到澳洲后，亲自碰到两件奇事，使我不得不信，世间有天人合一感应的存在。
九十年代前来澳洲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心脏科专家张任谦医生被害的往事，那天在ST.JIMMS教堂出殡，当牧师叫起棺时，天空突然乌云翻密布，雨下如注，棺木抬出教堂后，忽又雨过天晴，阳光复照；另一件奇事，是我友赵燕昇兄的令堂往生，赵兄是孝子，在家祭吊，当主祭人喊起棺时，也顷刻间黑云骤起，雨似瓢泼……若说世间无天人感应，何以会如此凑巧，一声"起棺"，即呼风唤雨，吾不信也！
回头还说罗南陔一行被冤杀事，此等残忍的杀人法，有胜于中国古时的剐刑，可惜当时国人闭塞，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吉尼斯记录"的，否则一定可以登上荣榜。
二〇一〇年，有人提出，罗南陔是一介书生，对中央院校内迁有功，且无血债，要求平反。上级领导以"镇反"是太祖所定，铁案如山，不得动摇回答，切磋之下，最后以"开明绅士"含糊呼之。其实此类旷古冤案，七十年来，从边远山区到天安门广场，从东海之滨到红墙内外，何止千万，若要昭雪，除非天塌。
老夫年迈体衰，老眊昏花，敲键不辍，旨在抛砖引玉，呼吁同龄道友，发扬当年胡适先生整理国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精神，启发大家上网，上图书馆，上台北国史馆，向陈旧的《传记文学》，向破旧的故纸堆，向硕果仅存的遗老……找回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
别忘了，还原被刻意遗忘的历史，还原刻意被篡改的历史，是我们这代人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