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村一食堂”在全中国启动的话题充斥网络。（网络截图）
中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共穷途末日之际，中共当局开始大力宣导什么“大食物观”。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社会，扭转人们的食品观念不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中共当局如此的做法，显然跟中国经济的现状和中国社会的农业发展有关，它实际上还与1960年代中共党魁毛泽东推出的“瓜菜代”殊途同归，反映出中共治下潜在的粮食和安全危机。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4月在广东考察时说：“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在今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习近平的“大食物观”又被强调和提出来了。
实际上，这个“大食物观”早在2022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就提出来了，说是要树立大食物观，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的供给。2022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说明，“吃饭”不只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样样都是美食。
毛泽东时代所谓的“瓜菜代”，是用瓜果和蔬菜来代替粮食作为主食来充饥、以度过粮荒。1960年前后，中共搞“大跃进”，随后出现没有天灾、只有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0年11月，中国各地频传饿死人的警讯。中共一边继续坚持大食堂，一边对农民作出些许让步，希望能够扭转饿死人的现象。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代食品”。中共中央还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正式提出“瓜菜代、低标准”的口号。
但在1960年，饥馁的中国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瓜菜代也代不了，可怜的中国百姓已经开始吃树皮、树根、野菜和观音土了。瓜菜代小组真正能做的，是动员开发稻秸、橛根、玉米芯、橡实和小球藻等代用食品。小球藻作为水面浮生植物，是绿藻的一种，中科院发现小球藻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0%，可治疗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浮肿病。所以全国上下一拥而上，大规模用人尿来培植小球藻。但不管中共当局怎么折腾，粮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大饥荒这个人为的灾难，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一个是中共撤出干预，一个是美国的帮助。1961年，中共不得不恢复农民自留地，解散人民公社的大食堂。然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从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进口大量的粮食，才使中国的粮食供应开始好转，臭名昭著的“瓜菜代”终于走入历史。当然，因为直接进口美国粮食是对中共自己的打脸，所以中国当时是透过法国、间接地进口美国粮食的。
习近平要向耕地、草原、森林要粮食，中国各地就出现了把草原、森林转为农田，把山丘变成梯田的运动。等到一场暴雨摧毁了梯田，草原和绿地减少，农民们又不得不退田还林。中共在云贵川的折腾，一会儿退耕还林，一会要退林还耕，怨声载道、劳民伤财。习近平要向海洋要热量、要蛋白，中国渔民就大肆进军远海鱼场抢捞，让韩国和远在拉美的东太平洋国家诉苦抱怨。习近平三年前倡议的“大食物观”，三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见成效。最近习近平到重庆考察，主持“西部大开发座谈会”，重提中共二十多年前就搞过的西部大开发，也被专家们甚至是中共自己的官员们纷纷看衰。
从现代正常国家人民生活的演变看来，以瓜果和蔬菜、以及蛋白质和海鲜肉食，来代替淀粉类的主粮，是二战以后各国消费者一致的发展趋势。虽然这个趋势可能并不一定对人类健康真正的有益，但是它至少满足了人们要减肥和尽享口腹之欲的需要。在最发达国家和中等以上的发达国家，人们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瓜果蔬菜、和海鲜肉类的蛋白质，越来越少地消耗碳水化合物和主粮的粮食。中国人传统上把饭面称为主食，菜肉称为副食，但现在基本上是颠倒了。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年原粮消费量，已经由1978年的近248公斤，下降到2022年的约130公斤。除了贫穷人口、社会底层仍以主食为主，中等收入及以上的社会阶层，都以副食为主。传统意义上的主副食品，已经颠倒过来了。
一般来说，维持人们健康所需的四种必须的食物种类，是碳水化合物（carbohydrates）、蛋白质（protein）、蔬菜（veggies）和脂肪（fat），它们分别可以由大米白面和杂粮、各种肉类及海鲜、各种蔬菜水果，以及动植物油及乳制品来提供。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阴阳、虚实、凉热的各种食物什么都吃，不忌口，饮食达到自然的平衡，均衡而全面地摄取营养而不偏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有一点必须指出的，维持碳水化合物、大米白面和其它谷物的农业种植，是成本最低的，而饲养家禽家畜、水产品养殖来提供肉类和海鲜，是需要更高的成本，需要大量的谷物作为饲料。中共当局提出新的“大食物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显然不是在顺应现代人类食物发展的自然趋势，而是另有所图，意在缓解中国可能面临的农业和食品的危机。因为国人衣食住行中的“食”的演变，只需要跟随市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按供需来提供，无需政府部门有意的引导。政府在刻意引导的时候，需要人们改变食品结构的时候，肯定不是平民百姓自发的需要，而是政府的计划和愿望，连政府高官和他们的家人，都肯定不会去追随这些人为的食品结构的改变的。
习近平的“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论点，和他“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的观念，说明习近平对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可能与国际社会更彻底的脱钩，被国际社会更加的孤立，与西方国家发生严重的冲突，有着深深的忧虑。
无论是重提“大食物观”，还是再炒“西部大开发”的冷饭，中共当局沿袭毛泽东“三线建设”的旧策，显然是在应对美国和西方的围堵，缓解外资从沿海地区撤离的冲击，在台海、南海发生冲突之际，可以利用西部腹地的战略纵深，维持粮食、后勤和军工的保障。习近平中央让北京的企业和机构搬到雄安，受到消极的和公开的抵制；西部大开发要企业和投资搬到西北，同样在被抵制和拒绝。这类缺乏深思熟虑、没有严肃论证的拍脑袋计划，与中共的许许多多的烂尾计划一样，注定最后会不了之、黯然退场，成为红朝末世一出出滑稽的闹剧。
（谢田博士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棕榈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