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老屋，去年完成了房地一体不动产登记。弟弟专门回村，把屋前屋后的杂草、杂木清理干净，又疏通沟渠，铺了水泥，把多年无人居住的房子简单修整了一遍。
这幢房子建于1998年，是在旧屋地基上重建的。三间屋基，两层半楼房。当年，它坐落在村子的西南角，西边是池塘，门前是一片稻田。站在门口，可以望见整个小盆地，几里外路上的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年轻时，每逢闲暇，我喜欢倚窗吹笛，或拉一段二胡。面对空旷的田野，音乐总能让人暂时忘却现实的烦忧。父亲把三楼做成宽敞的平台，也盼着将来我们兄弟放假回家，能在那里唱歌聊天。可房子建成后，我们除了入伙时住过一晚，几乎再没有真正住过。
这些年，村里陆续盖起了许多新房。曾经孤零零立在村边的屋子，如今已被夹在一片民居之中。熟悉的老人陆续离世，许多旧屋拆了，池塘干涸，田地荒芜。对我们这些离乡多年的人来说，老屋留下的，更多只是一个故乡的坐标。
不过，我真正忘不了的，并不是这幢新屋，而是它之前那些一次次建起、又一次次毁去的房子。
1957年，父亲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被迫回乡。七岁那年，我跟着母亲回到老家时，全家已经在那里艰难生活了几年。
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只能借住生产队一间废弃的小屋。屋子只有十平方米左右，旁边还有一间放工具的小房，全家五口人就挤在那里。姐姐晚上只能到邻居家搭铺过夜。分到的粮食没有地方放，只好寄存在别人家里，需要时再去取。
更困难的是做饭。
屋外一棵龙眼树下，搭着一个用竹子和茅片遮起来的小棚子，四面透风，没有门，也没有墙，只垒了一个土灶。柴火终年受潮，我每天烧火做饭，都得一边吹火筒，一边不停摇扇子，常常被浓烟熏得满眼是泪。姐姐笑我：“每顿饭都是哭着做出来的。”
老屋年久失修，一下雨便四处漏水。父母请人修过很多次，却总是顾了这边漏那边。最后，只能保证床铺上方不漏，其余地方摆满盆盆罐罐接雨水。
有一次，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家人正在屋里议论，世上什么最可怕。孩子说是老虎，大人却说，不，真正可怕的是“夜漏”。老虎还能躲，漏雨却躲不了。屋外偷听的老虎信以为真，以为“夜漏”一定比自己厉害得多，吓得掉头逃走。
父亲讲得风趣，我笑出了眼泪。
后来许多年，我一直记得那句话——夜漏猛于虎。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笑着讲故事的时候，心里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一年后，我们搬回自己的村子，却依然没有房子。
族兄借给我们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小屋，父母和兄弟几人全挤在里面，姐姐仍然住在别人家。厨房则是另一位族伯借出的，本来准备当猪舍，只好先让我们做饭。
屋子虽小，总算不用再忍受四处漏雨。
只是，屋里原本养过鸡鸭，到处都是鸡虱和臭虫。刚搬进去时，全家人被咬得浑身红疹。奇怪的是，住了几个月以后，鸡虱和臭虫竟渐渐消失了。
母亲笑着说：“禽兽不食孤寒肉。”
那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两年后，我们终于盖起了第一座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
石头打地基，泥砖砌墙，正屋只有三间，后面再搭一间矮屋当厨房。虽然简陋，却结束了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可家里实在太穷了。
屋梁用的是竹子，瓦铺得很薄，稍大一点的风雨便会漏水。我十岁左右便学会爬屋顶修瓦。每次发现瓦片移位，就自己爬上屋顶整理，不愿父母再去求人帮忙。
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终于可以在屋里读书，在屋前坐着发呆，不必再整天到村里四处游荡。
那种踏实的感觉，我至今难忘。
可好景并不长。
洪水来了
安稳的日子还不到两年，新的灾难又来了。
这一年，洪水突然改变了方向。过去，它只在盆地最低处泛滥，从未进过我们村子。这一次，连附近几个村庄都被淹了。
母亲天天望着天色发愁。父亲虽然安慰她，说我们村地势高，还要再涨一两米才会淹到，但连他自己也放心不下。雨一直下，没有停过。
第二天，洪水真的进了村。
最先倒塌的是族伯家的猪舍——那正是我们当年借来做厨房的那间小屋。望着泥墙轰然倒下，我忽然想到：如果当初没有盖自己的房子，我们连做饭的地方都没有了。
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洪水已经逼近了我们家的厨房。
我冒着大雨爬上屋顶，把瓦片一块块拆下来。泥砖房最怕泡水，屋子如果保不住，至少还能留下瓦片，将来重新盖屋还能用。
父亲站在下面接瓦，一边接，一边不停催我快下来。
我刚跳到地面，才走开几步，身后便传来一声闷响。
整间厨房轰然倒塌。
泥砖一遇洪水，很快化成烂泥，竹梁和竹篾横七竖八地倒在泥浆里，断裂的竹梢高高翘起。如果我晚下来两三分钟，就会连人一起埋进去。
姐姐站在旁边，突然失声痛哭。
我至今还记得房屋倒塌那一瞬间的感觉。眼前仿佛一切都塌陷了，整个人一阵眩晕，耳边除了雨声，就是姐姐的哭声。
洪水还在上涨。
乡亲们赶来帮忙，我们又把正屋的瓦全部拆下，把家具和粮食搬到村里的碓屋和老屋走廊。
水终于漫进了正屋。
大家只能站在高处，看着水一点一点上涨。
幸运的是，它最终停住了。
第二天清晨，洪水开始退去。
正屋保住了。
只是西边房间的后墙，从一米多高一直裂到屋顶，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裂缝。厨房没有了，但至少，我们还有栖身之地。
后来父母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但我知道，如果那天洪水再高几厘米，三间正屋也会全部倒塌，我们一家又将无家可归。
第二年，洪水又来了。
虽然没有冲进正屋，却一次次逼近屋基。每逢连日暴雨，全家都提心吊胆。
我心里越来越明白，这几间泥砖房，总有一天保不住。
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一位族兄准备在我们屋前建房，平整地基后却发现，原来量好的地方根本不够建五间房。如果继续盖，就要占到水塘和农田。
几家人商量之后，决定重新调整。
我们拆掉厨房和一间旧屋，把原来的地方让出来；作为交换，在族兄新平整出的地基上重新建房。
父亲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旧房迟早会被洪水冲垮，与其等着倒，不如趁现在咬牙重建。
那时候，我们家几乎把能借的钱都借了，能欠的人情也都欠了，终于在新地基上盖起四间房，只留下西边临水的一间，等以后有能力再建。
为了省钱，墙体下面用火砖，上半部分仍然用泥砖。父亲说，只要火砖砌到这个高度，即使洪水再来，也不会轻易冲垮。
那一年，我已经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
七岁回乡以后，放牛、砍柴、挑担、种田，农村能做的活，我几乎都学会了。建房时，我跟着大人挖地基、挑泥、搬石头，每天从早忙到晚。
没有人觉得苦。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建的，不只是房子，而是一家人今后的希望。
黑夜中的一盏灯
新房建好后，我们总算搬出了那几间随时可能被洪水冲垮的泥屋。
西边原本准备以后再盖的一间房，因为要填三四米深的水塘地基，只能暂时空着。已经建好的四间房里，我和弟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那一年，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正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房间并不大，家具更简单，只有床、书桌和几件旧家具，但比起过去几个人挤在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已经好了太多。
我决定给房间装上一盏电灯。
那时，大队还没有通电，农村几乎看不到电灯。电池凭票供应，普通农民根本买不到。我便四处捡别人丢弃的旧电池，拆开以后重新处理，再用废导线接成线路，把一个小灯泡装在墙上，又自己做了一个拉线开关。
夜晚，轻轻一拉，小灯泡便亮了。
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整间屋子。
村里许多大人和孩子都跑来看稀奇。
这是他们第一次看见，一个农村孩子靠几节废电池，就让房间亮起了灯。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那盏小灯。
它照亮的不只是房间，也照亮了那段灰暗的岁月。
有了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开始大量读书，也重新拾起音乐。
闲下来时，我吹笛子、拉二胡，继续学习戏剧和音乐创作。有些作品后来还被演出、发表。对于那个渴望走出农村的少年而言，这些都是难得的慰藉。
可惜，这间屋子并没有住多久。
第二年，洪水再次袭来。
后面的柴房和厨房首先倒塌，我和弟弟只得搬到姐姐原来的房间，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继续当厨房。
后来，那两间旧泥屋也终于全部倒下。
望着废墟，我心里反而生出一种庆幸。
如果当初没有咬牙建起新屋，这一次，我们一家又将流离失所。
又过了两年，我们终于把一直空着的西边那间房盖了起来。
这一回，我真正成了建房的主力。
除了请泥水师傅砌墙、购买少量木材和瓦片，其余绝大部分活，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为了盖这间房，我们先做了四千多块砖坯。
冬天挖土、浸泥、踩泥，是最辛苦的一道工序。泥土泡好以后，要赤脚一遍遍踩，把泥踩得细腻、有韧性，再用泥弓反复切拌。每一次都要踩上一个多小时。
虽然是冬天，不一会儿便汗流浃背；脚却一直泡在冰冷的泥里，几乎失去知觉。
砖坯做好后，再一块块搬出去晾晒。
随后，我们在江边挖窑烧砖，连续烧了两天两夜，终于烧出一窑结实的青砖。
真正最累的，却是填地基。
那间房原来建在水塘边，要先填三四十立方土。十几万斤泥土，全靠肩挑。
几百米外挖土，一担担挑回来。
早晨出工前挑几担，中午继续挑，晚上忙完家务，再一直挑到深夜。
就这样，一连挑了几个月。
第二年秋天，那间房终于建成。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间屋子。
它三面临水，南窗、西窗外都是池塘，北边墙下还能听见细细的流水声。推开窗，就是田野和远山。
闲下来，我常坐在窗前吹笛子，或拉上一段二胡。
屋里依旧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凳子和一个木箱，再没有什么家具。
可那是我第一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
在那里，我读文学，也学习戏剧和音乐创作。
后来，一些作品陆续发表、演出。
对于那个还没有走出农村的年轻人来说，这间临水的小屋，成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起点。
洪水之后
水塘边的小屋，我只住了不到两年。
1976年9月，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洪水再次改变了一切。
这一次，倒下的不只是我们家的房子。
整个村子，除了中间地势最高、供奉祖先牌位的那间正屋，其余房屋几乎全部被洪水夷为平地。有些靠近水流的屋子，连地基都被冲走，只剩下一个个深坑。
整个盆地十多个村庄，到处都是残墙断瓦。
更糟的是，就在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地都在防震，许多人把生活用品搬进了临时搭建的棚子。洪水来得太快，人们顾不上抢救财物，许多东西都随着洪水漂走了。
我们家也一样。
粮食泡在浑浊的洪水里，几天后全部发酸，只能拿来喂鸡喂猪。可猪早已被洪水冲走，只剩几只飞上树枝的鸡侥幸活了下来。
九月正是稻谷成熟的时候，庄稼全部淹没，已经来不及补种。接下来的大半年，全家几乎看不到新的收成。
洪水退去后，我们利用废墟上的旧木料，又搭起几间低矮的小屋，一家人继续在那里生活。
回头想，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政治运动，也经历了贫困和洪水。支撑一家人走下去的，不过是一点点希望，和不肯放弃的信念。
就在这时，命运终于出现了转机。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
起初，我并不相信这件事，更不相信会真正按照考试成绩录取学生。
但消息确定以后，我还是在劳动之余，把能找到的书重新拿出来复习。
真正用于准备考试的时间，不过一个多月。
考试结束后，我考上了大学。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那个年年遭受洪水侵袭的小村庄。
后来的人生，比我年轻时想象的顺利得多。
九年多时间里，我先后完成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业，又获得全额资助，到英国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79年，弟弟也考上大学。
同一年，父母搬离了生活了几十年的乡村。后来，国家拨乱反正，他们恢复了工作，退休后也一直生活在城镇，没有再回村定居。
这些年，家里的房子又重建了两次，我都没有参与。
偶尔回乡，也只是住上一两晚，很快又离开。
令人意外的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困扰村庄多年的洪水渐渐消失，再也没有淹进过我们的村子。
半个世纪过去了。
故乡富裕了，房子越来越多，可常住的人却越来越少。年轻人大多离开村庄，到外面的世界生活。每逢清明或过年，他们才回来住上几天，然后再次离去。
我们也是如此。
每次回乡，打开尘封已久的房门，在屋里走一圈，与还认识的乡亲聊几句，吃顿饭，再把门锁上。
老屋依然在那里。
它早已不是生活的中心，却仍然默默守着那段岁月。
如今再回首，我记得的不只是一次次建屋、毁屋，也不只是洪水、贫困和离乡。
我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借给我们一间屋子、一间厨房；也记得父母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我们能够读书，走出那片土地。
这些经历，塑造了后来的人生。
而故乡，则永远留在记忆深处，如同一片再也回不去，却始终映照心底的湖水。
资料来源：王振中《镜湖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