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新闻网宁成月报导/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周日表示，将鼓励二十国集团（G20）成员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以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中方彻底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再平衡，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并切实提振内需。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资料图片©法新社图片
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夕，贝森特在受访时指出，尽管美国对华直接贸易状况正在“迅速改善”，但中国目前的出口激增态势是不可持续的。
贝森特说道:“世界不能有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中国经济目前相当疲软，他们正试图通过扩大出口来摆脱困境，他们需要实现其经济的再平衡”。因此，世界其他国家必须共同建立机制与诱因，促使中方彻底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并切实提振内需。
贝森特力主针对中国采取协同一致的贸易应对措施，而此时美国正因遭遇法律层面的挫折而被迫重构其关税政策；此前美方的关税政策虽大幅削减了从中国的直接进口，却导致中国商品大量涌入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美市场。
美国已通过高额关税以及对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部分产品实施全面禁令，将许多中国商品拒之门外。贝森特表示，去年曾告知其他工业化经济体，它们将面临中国进口激增带来的压力，而“如今它们正面临一些非常严峻的抉择”。
贝森特提出，其他国家需要设法促使中方转变依赖出口的模式，并提振其长期疲软的内需。他说道：“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各自与中国的贸易条款”。
美方正力促二十国集团就减少贸易和经常账户失衡发表联合声明。根据美国普查局的数据，自川普于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实施的关税措施，使得2026年上半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较2025年同期减少了三分之一，降至73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年（2025年）的1月份，由于进口商试图赶在预期关税生效前进行采购，从中国的进口量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激增。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和欧洲领导人呼吁采取协同行动促使人民币升值，但贝森特对这种做法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评估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多达21%。
贝森特说，认为达成一项新的《广场协议》，即1985年旨在促使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协议——就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他称此举不过是“回避真正贸易问题的简易途径”，而真正的贸易问题在于中国过度的产业补贴和疲软的内需。
贝森特表示，尚不清楚在川普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9月下旬举行的白宫会晤前，他是否会与中方对应官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面对面会晤。
贝森特表示，在此次峰会召开前，美中官员将继续推进相关对话，议题包括可能针对非战略性商品削减关税，以及制定人工智能防护措施，以防止强大的人工智能模型落入非国家行为体手中。
贝森特说道：“我认为，双方各有价值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非关键性商品，我们可以取消针对这些商品的关税”。
9月下旬峰会召开之际，美国正着手重建川普时期的关税措施；此前，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依据紧急状态法实施的广泛关税——其中包括针对中国商品的20%关税。川普政府曾在7月依据一项针对强迫劳动的贸易调查，对中国商品加征了12.5%的关税；此外，美方还准备依据另一项针对工业产能过剩的调查，加征更多关税。
贝森特还表示，计划在正于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举行双边会晤，但拒绝透露具体细节。
北京方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我们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
郭嘉昆续称：“中美应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国际上其他“顺差大国”的一般水平
在国际贸易中，除了中国，德国和日本也是传统的顺差大国（即出口远大于进口），但它们的量级完全不同：
德国（欧洲第一顺差国）：全年的贸易顺差通常在20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日本：近年由于能源进口大增，有时甚至出现逆差；在顺差较高的年份，一般也就几百亿美元。
沙特阿拉伯（石油巨头）：全年的贸易顺差通常在1000亿至1500亿美元左右。
2.相当于一个发达国家的 GDP
中国一年的贸易净顺差（1.189万亿美元），已经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或荷兰等全球前20强经济体一整年的 GDP总量不相上下。
3.中国以前是多少
2000年前后：中国刚加入 WTO（世贸组织）时，全年的贸易顺差只有200亿至400亿美元。
2020年：顺差大约为5000多亿美元。
2025/2026年：直接飙升至1.2万亿美元的大关。
中国如此巨大的贸易顺差，在经济学上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
1.国内特殊的经济结构：“高储蓄、低消费”。这是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深层结构性原因。
国内内需（消费）相对疲软：由于医疗、养老、教育等后顾之忧，中国居民的储蓄率长期处于全球最高水平。当国内老百姓的消费无法完全消化工厂生产出来的庞大商品时，企业就必须寻找海外市场来释放这些产能。
投资驱动型经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大量资金流向工厂和生产线，导致产能不断扩大，而分给居民用于消费的财富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只能转化为出口。
2.产业政策与政府补贴
产业扶持政策：中国政府长期通过定向低息贷款、廉价土地、电力补贴、以及研发税收减免等政策，对特定制造业进行大力扶持。
成本优势的争议：这种“非市场化”的政府补贴让中国企业拥有了海外企业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从而导致了西方产能过剩和中国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
3.制造业小时工资：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数据对比，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虽已超越了越南、印度，但依然只有美国或西欧工人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全球最大规模的理工科毕业生：招募一个同样资历的软件工程师、电池研发人员或机械总装师，中国的研发人力成本（薪酬、加班配合度）可能只有硅谷或德国同行的三分之一。
高强度与加班文化，两班倒/三班倒的饱和生产：中国绝大多数大型外贸工厂（如富士康、汽车组装厂、电池厂）都能实现24小时“机器不停、人倒班”的运转。
高速产能和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在庞大的工程师红利和供应链优势底层，实际上是以数亿打工人、工人和研发人员的身体健康、心理压力以及生活时间的严重透支为代换的
4.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与汇率因素
尽管欧美对中国加征了高额关税，但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欧美消费者和企业依然需要中国提供的便宜生活必需品和中间工业品。
出口的“借道”转移：加征关税后，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将商品运往东南亚、墨西哥、拉美或欧洲进行再加工或转口贸易，这使得中国的全球经常账户总顺差依然保持在高水平
总结，中国的工厂太能生产了，且价格便宜在全球极具竞争力；但中国自己的老百姓目前买不了那么多，于是多出来的巨量商品源源不断地卖给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