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近代史画卷，便会明白为何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罪会如此严重。因为中共深知，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关键，正是外国势力。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早期的壮大都深深烙印着“苏联基因”。孙中山在经历多次西方求援无果后，提出了“联俄容共”，引进苏联的资金、武器和列宁式的政党组织模式，这才有了后来的黄埔军校与北伐。而中共更是共产国际一手孵化的产物。
苏联对中国的介入，从来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而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缓冲区，牵制西方帝国主义。在莫斯科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力量是棋盘上的棋子。历史的吊诡在于，苏联老大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瞧不起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路线。
莫斯科的理论家们迷信正统的马列主义，认为革命必须依赖城市工人。他们将王明这些毫无实战经验的人空投到中共高层，甚至派来连中文都不懂的德国顾问李德掌握红军指挥权，导致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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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态度成为了决定中共命运的关键变数。
当时的中共，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政治垄断并争取美国支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大量热烈歌颂美国民主制度的文章。毛泽东在延安甚至向美国外交官明确表示，中国战后的出路在于实行“美式民主”。这种姿态，无论是出于战略欺骗还是早期的政治实用主义，都成功迷惑了部分美国决策者。
二战后的美国，战略重心在于遏制苏联，急需一个统一、亲美的中国。美国特使马歇尔带着天真的政治幻想来到中国，试图以西方的议会民主模式，强行将势如水火的国共两党拉入“联合政府”。
1946年，国军在东北战场将林彪部队打得节节败退。马歇尔为了逼迫蒋介石回到谈判桌，以断绝美援为威胁，强加了致命的“六月停战令”。这给了中共军队宝贵的喘息与重组时机，彻底扭转了东北战局。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蒋介石政府因对民主党时任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武器禁运极度不满，将筹码全数押在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结果杜鲁门爆冷连任。不满蒋介石政府贪污腐败的杜鲁门随后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彻底中断对蒋介石的实质援助。
美国在关键时刻的掣肘与最终的袖手旁观，客观上成为了压垮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的命运，就这样彻底滑向了另一个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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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共夺取政权，毛泽东宣布外交上“一边倒”投向苏联。这一决定，将中国人民牢牢绑在了冷战的苏联战车上。
为了向史太林交出“投名状”，中国卷入了韩战，与曾经可能成为朋友的美国兵戎相见。这场战争虽然为中共立了威，但代价是中国遭到了西方世界长达二十多年的严厉经济封锁。
中苏的“蜜月期”因国家利益冲突迅速破裂。1960年代，两国从意识形态论战升级为边境流血冲突，包括珍宝岛事件。苏联甚至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一度企图打击中国的核设施。
改变亿万中国人经济命运的，恰恰是被中共长期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毛泽东展现了极致的实用主义，向美国伸出了橄榄枝。美国出于“联华制苏”的全球战略，尼克逊于1972年历史性访华。中美破冰，不仅化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更为日后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
1979年中美建交，邓小平随即访美。为了彻底取信于美国及西方阵营，中国甚至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以实际行动与苏联阵营决裂。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敞开了大门。外资、技术、管理经验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甚至在后来力排众议，将中国拉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人民能够告别票证时代、吃饱穿暖并走向世界，最关键的外部条件便是这段中美合作的蜜月期。中国人民的命运，因为这一次倒向美国，获得了百年来罕见的和平与繁荣。
回望这一百年，轨迹清晰可见，外国势力决定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