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腾飞润美，不自觉的反抗者
今天一大早看到一则推文，
https://x.com/zhangtianliang/status/2095126385245225429
【祝贺袁腾飞老师落地美利坚！】坦率地说，我很为袁先生能够润出来而高兴的。事实上，我把袁腾飞视为一个不自觉地反抗者，也就是他并没有主动想要反抗中共这个体制，但最终为体制所不容。这一点其实跟方励之和很多反抗群体都非常相像。
袁腾飞来到美国这件事本身就带有非常强烈的戏剧张力：一个曾经参与中国高中历史教材编写、参与北京高考历史命题、登上央视《百家讲坛》的体制内明星教师，后来因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而被警诫谈话，逐渐离开体制；十几年以后，连中国也呆不下去了。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原本只想独立思考、自由讲历史的人，为什么最后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这个体制的反对派？
（本文内容节选自YouTube天亮论政频道：
https://youtube.com/live/BXUfFUTWMXA
）
袁腾飞1972年出生在北京，保送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做中学历史老师，后来成为高级教师和历史教研员，还参与过高中历史教材编写和北京市高考历史命题，2009年又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讲《两宋风云》。所以袁腾飞绝不是一个从海外跑出来骂共产党的职业政治人物，他原本就是中共历史教育体系自己培养出来的人，而且一度可以说是这个体系中的成功者。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他完全可以成为官方历史教育体系里的明星教师。但是问题恰恰出在，他越来越不满足于照着教科书讲历史。他读钱穆，读海外中国史，接触国民政府史、日本史、西方制度史，也接触与官方苏联史不同的材料，然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不是一句“封建社会”就能够概括？如何看待太平天国？国民政府是不是除了腐败无能什么都没有做？斯大林的大清洗应该怎么评价？毛泽东又为什么不能像秦始皇、隋炀帝一样，被一个历史老师自由评价？
这些问题单独拿出来，没有一个天然就是“反共问题”。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中共那套近现代史叙事就开始松动了。因为中共的历史教育从来不仅仅是在告诉学生过去发生了什么，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政治功能，就是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统治中国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政治合法性。于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再到1949年，必须串成一条具有明确方向的因果链：旧中国的道路都走不通，农民阶级不行，资产阶级改良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按照这套逻辑，1949年不是历史无数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但是袁腾飞越读历史就越容易发现，真实的历史根本不是一条预先铺好的公路，它是制度、利益、文化、战争、个人选择以及无数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承认这一点，“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本身就从一个标准答案，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历史命题。
于是2010年，事情终于发生了。袁腾飞早年的课堂录像大量流传，其中包括他对毛泽东、毛岸英、人大政协以及中共历史叙事非常尖锐、甚至带有戏谑色彩的评论。海淀区教委后来确认，学校领导对他进行了“警诫谈话、批评教育”，要求他作出深刻检查，并停止在民办培训机构等其他部门授课。这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不是“袁腾飞骂毛泽东被喝茶”，而是一个曾经参与生产“标准答案”的人，最后开始拆解标准答案。真正的问题因此变成了：如果一个历史老师根据自己读到的资料，得出了与官方不同的结论，他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结论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把袁腾飞简单称作一个“反共斗士”，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他未必一开始就想反对共产党，更没有证据显示他想组织什么政治运动。他真正坚持的不过是两件非常普通的事情：第一，我有权自己判断什么是真的；第二，我有权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但恰恰是这两件看起来最普通的事情，与一个要求垄断历史解释权的意识形态体制发生了根本冲突。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人——方励之。袁腾飞是讲历史的，方励之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两个人的专业几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他们成为中共眼中“麻烦人物”的路径却惊人地相似。
方励之原本当然不是职业政治人物，他是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后来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他早年与中共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甚至不是因为民主、人权，而是因为一个今天看来完全属于自然科学的问题：宇宙究竟有没有一个起点？方励之在1970年代研究现代宇宙学和大爆炸理论。当时毛时代的中国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恩格斯、列宁关于物质和宇宙的哲学论述被赋予政治权威，一些理论工作者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应该是无限的，而大爆炸理论既然讨论宇宙的起源，就可能滑向“上帝创造宇宙”，于是被认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发生冲突。结果一个本来应该由望远镜、数学、广义相对论和观测证据决定的问题，突然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1973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大量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文章，方励之的研究也成为批判对象。
这件事情对方励之的思想产生了非常深的影响，因为一个科学家天然会问：如果实验和观察得到的结论，与党的意识形态不一致，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科学的方法只能有一个答案：相信事实，然后修改理论。但是意识形态政治的逻辑恰恰相反，有一些理论是不允许被事实推翻的，那么需要调整的就只能是你对事实的解释。方励之后来越来越无法接受所谓“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说法，因为党性意味着一个预先确定的政治立场，而科学要求的恰恰是无论结果是什么，都必须跟着证据走。
于是一个研究宇宙的物理学家，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政治问题面前。科学需要事实，事实不能由党决定；科学需要自由讨论，自由讨论就需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如果不能表达出来，就没有意义，所以又需要言论自由；而如果政府可以因为你的思想和言论惩罚你，那么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终又需要制度保障。方励之并不是先决定反共，然后寻找科学上的理由；恰恰相反，他是沿着科学理性的逻辑一路走下去，最后发现自己撞上了共产党政治制度这堵墙。
到了1980年代，方励之提出了四个非常著名的词：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有人问，这是不是与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相冲突？方励之的回答非常尖锐：如果这四样东西与四项基本原则冲突，那么四项基本原则代表的不就是它们的反面吗？科学的反面是迷信，民主的反面是专政，创造的反面是保守，独立的反面是依附。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当然已经被体制定义成政治上的危险人物。1986年学潮以后，邓小平点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方励之被撤掉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9年六四以后，他与妻子李淑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1990年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方励之故事更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发生在他来到美国以后。一个在中国越来越被定义成“政治异议人士”的方励之，到了美国以后，身份反而重新变成了科学家。1992年以后，他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任教，继续研究宇宙学、类星体、宇宙大尺度结构，一直工作到2012年去世。
所以把方励之和袁腾飞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一个问题。方励之研究的是自然世界，袁腾飞研究和讲述的是人类历史；一个研究宇宙，一个研究中国，但是他们最终撞上的其实是同一堵墙：如果证据得出的结论，与意识形态规定的答案不一样，到底应该修改结论，还是修改意识形态？
科学家的答案当然是让理论服从事实，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者也应该让自己的历史判断随着新史料不断修正。但是意识形态政治最害怕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它有一些结论不能修改，否则就会动摇马恩列斯在神坛上的地位。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个人可能根本没有想成为反对派，但是只要他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让事实而不是政治决定结论，体制最后就可能替他完成身份转换。不是因为你想成为反对派，所以你开始独立思考；而是因为你坚持独立思考，所以体制最终把你变成了反对派。
袁腾飞来到美国之后，能够畅所欲言了吗？我还不能100%肯定，因为虽然美国不会对他的言论进行审查，但如果他还有家人在国内，他仍然不能不有所顾忌。
桂敏海就是一个极端但非常重要的案例。桂敏海已经取得瑞典国籍，但他很可能是从泰国被绑架回中国的。最离谱的是，中国后来宣布他“自愿”申请恢复中国国籍，因此中国只承认他的中国公民身份；瑞典政府则一直把他视为瑞典公民。这个案例至少提醒海外中国人一件事情：护照上的国籍和实际的人身管辖是两回事。
方励之来到美国以后一直没能回到中国。他获得了一个可以自由研究宇宙的环境，但代价是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所以自由有时候不是一个浪漫的概念，而是一个非常残酷的选择：你终于可以自由说话了，但是那个你最熟悉、最希望回去的地方，却可能再也不能毫无恐惧地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