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们搬到上海。1966年夏天，学校停课，学生写大字报、批判校长和老师。对当时的我来说，不用上课和考试，仿佛突然获得了自由。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扩展，我们都想亲手参加“革命”。
一天，我看见一个擦鞋老人正在为人擦皮鞋，便上前责问顾客为什么“占用别人的劳动”。老人却举起凳子骂我，说我砸了他的饭碗。哥哥把我拉走，只说了一句：“你太天真了。”
八月底，我瞒着父母，同同学乘免费火车去了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和大学长凳上，吃免费供应的馒头、窝头，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和辩论。
我回到以前就读的北京女中，发现礼堂已经封闭，老师被关在隔成小格子的教室里。曾受人尊敬的教导主任被剃了阴阳头，胸前挂着牌子，惊恐地看着我。当时我没有怀疑她为何会成为“坏人”，只怀疑自己过去为什么没看出来。
在北京男六中，我看到学生一边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边用铜扣皮带抽打老师，鲜血从老师头上流下来。在团中央大院，胡耀邦被迫戴着高帽，从窗户爬出，反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
回上海的火车上，一批老人被当作“地富分子”押在车厢连接处，受到训斥和抽打。一个自称父亲是将军的女孩骗走了我的衣服、书包和毛主席像章，后来也因家庭出身被红卫兵押下火车。
回家后，父亲严厉批评我。他认为红卫兵打人违法，不许我传播在北京看到的武斗。我却觉得他只看到了过激行为，没有看到“革命大方向”。
不久，北京的做法传到上海。学校按家庭出身份裂成多个红卫兵组织，同学之间迅速成为敌对派别。1966年10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成立，总部设在市政府大楼。我进入《红卫兵报》编辑部。
总部设有司令、政委、部长、处长和警卫处。一天，一个青年被指控为流氓，十几个男生轮流踢打，用练刺杀的木枪捅他。有人叫女生也参加。我捡起草绳，在他背上抽了一下。第二天听说，他被活活打死，究竟是否真是流氓，无人再查。
《红卫兵报》刊登《革命的保皇派万岁》，宣称父辈打下的江山必须由他们的子女保卫。第二期又报道全市抄家“战果”。但政治风向很快改变。原先被捧上天的第一批红卫兵，被打成“保皇派”和走资派子女，总部也被造反派冲垮。
我的父亲当时代表上海市委与红卫兵联络。他坚持说市委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卧轨后，张春桥转而支持工人进京，市委逐渐失去权力。1967年“一月革命”后，上海原有党政机构被造反派夺取。
我从外地串连回来时，父母已经失踪，造反组织占据家中，日夜翻查。父亲随后不断被拉去批斗。有一次，公安系统的造反派冲进家里抓他。他试图从浴室另一扇门下楼，仍被发现，遭到殴打和押走。
造反派还把我和姐姐带到批斗会场，让我们亲眼看着父亲被反扭双臂、揪住头发、按在地上。会后，他们要求我们与父亲划清界限。我们也曾在吃饭时不给父亲盛饭，以表示自己“站在革命立场上”。家中保姆气得骂我们没有良心。
父亲不断被要求交代从红军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全部经历。我还替他寻找政治罪名，帮助他写检查。写得轻了，专案组不通过；帽子扣得重了，父亲又无法接受。
母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罪名之一，竟是曾向同事谈起毛泽东不愿刷牙、洗澡不用肥皂等生活细节。原先被同事认为体现生活俭朴的话，后来变成了“污蔑领袖”。她还因不相信毛泽东会写《炮打司令部》而被批斗，剃了阴阳头。
一次批斗会上，父母几个月来第一次见面。母亲胸前挂着“某某的臭老婆”，父亲也跪在场内。父亲对造反派说：“我的事由我负责，和她没有关系。”
三哥在浙江美术学院因所属派别保省委，被造反派毒打，脸肿得发紫，一只眼睛几乎被打出眼眶。父亲看见后流泪，只问：“他们哪来这么大的仇恨？”
1968年2月10日清晨，几名军人来到家中，说要带父亲出去谈话。父亲穿好衣服，把手表交给母亲，留下三句话：
“第一，我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第二，我不会自杀，如果有人说我自杀了，不要相信。第三，无论家里多困难，都要给老母亲寄钱。”
他被带走后，原来的专案组也不知道他的去向。母亲判断他已被押往北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七年。母亲很少在人前流露怨怒，却常在夜里躲在被子里哭，两年间头发全白了。
我们这一代最初以为自己站在红色浪潮之上，后来却同父辈一道跌入黑色深渊。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整人与被整，在那些年间不断交换位置。
资料来源：梁小浣《红与黑——动荡岁月的两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