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24个指标显示中国消费能力实况

新生儿的出生则是母婴、教育、医疗等数个万亿级市场的源头活水，其影响呈现长期性的特点。图：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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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结婚登记对数与年新生儿数

这是观察社会消费趋势的两个核心人口学指标。在中国，结婚通常是一个家庭生命周期中单次消费金额最高、产业链最长的触发事件。一笔婚姻带来的相关支出，往往相当于数个单身个体几年的消费总长。新生儿的出生则是母婴、教育、医疗等数个万亿级市场的源头活水，其影响呈现长期性的特点。

当今，中国的结婚与生育双双下滑。基本原因有三。一是育龄人口基数的结构性萎缩：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后”比“80后”少了约 3700 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近 3000 万人，“10后”虽与“00后”基本持平（只少了 24 万人左右），但“20后”比“10后”却预计将暴跌 7000 万 — 8000 万人，减少幅度高达 40% 以上。二是“婚育成本”的挤压效应：2005—2020年间房价的快速攀升，将房屋与婚姻进行了深度绑定，极大地拉高了成家门槛；社会竞争加剧导致教育“内卷”，高昂的托育、教育费用使得年轻一代面对生育（尤其是二孩、多孩）望而却步。三是青年个体观念的现代化转变：传统“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追求个体幸福、生活质量、悦己消费”的价值观取代，女性受教育程度与经济独立性显著提升（初婚年龄已普遍推迟至 28-30 岁以上）。在基础上，三年疫情与中共的“动态清零”，更是一个强大的驱动因素。它用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把原本需要20年才会逐步显现的人口结构崩塌，浓缩在短短3、4年内彻底引爆。

回溯历史，2000年以来的年结婚登记对数与年新生儿数，大体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2000—2013年）：狂飙与平稳期。年结婚对数从 848 万对一路飙升至历史峰值的 1346.9 万对（2013年），新生儿数量基本在每年 1550 万至 1700 万的区间内波动。这是中国第三次婴儿潮（1981—1990年出生人口，即“80后”）全面进入婚育年龄的最后狂欢，随后“90后”受制于总量减少（一胎化政策结果），结婚大盘正式转入下行通道。2014年以来为第二阶段，为总体下行期。结婚对数从2013年的1346.9 万对（巅峰）跌倒2024 年的610.6万对，新生儿数从2014年的 1687 万人跌倒2024年的954万人。虽有2016—2017 年的二孩潮、2023 年的补偿性结婚反弹，但都无法对抗人口结构与经济规律的顺周期下行，政策干预（诸如二孩政策、三孩政策）本质上是“逆周期调节”的失败。

2025年，登记结婚对数676.3 万对，新生儿数792 万人（历史性跌破 800 万）；2026年上半年，登记结婚对数327.5 万对（已经不足2013 年上半年的一半），而2026全年的新生儿估计在750 万至 800 万区间。

2030年结婚登记对数与新生儿数预估值

21. 26岁人口总量

这不属于官方发布的常规统计指标，而是总体经济学与产业研究在剔除人口普查水分后，用来精准锁定内需房地产、大宗耐用品（汽车、家电、装修）以及母婴产业刚需的边界指标。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与演变中，26岁（大约是大学毕业工作 3—4 年，或研究生毕业 1—2 年）是居民实质进入“成家、立业、置产、生育”这一超长消费链条的黄金交叉点。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总量，直接决定了未来 1—3 年内，市场上结婚对数、首套刚需住房购买、婚车与家庭第一辆车购买、新房装修及家电采购的上限。它是内需大宗消费的“超级蓄水池“。

此外，这个指标是无法被当前政策或统计手段粉饰的，例如2026年的26岁人口，就是2000年出生的人口。2025年至2030年的数据显示（见下表，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99年—2004年），2030年的26岁人口总量比2025年净减少了239万人，降幅高达13.08%。这意味着在短短5年内，全中国内需市场最具消费活力、最刚性的“成家置产物理盘”，每年以平均近48万人的速度萎缩。这对消费是个不小的打击。

2025—2030的26岁人口总量

22. 超级老龄化人口抚养比（Very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这个指标衡量的是，平均多少个有实质产出、有缴税能力的青壮年，必须抚养着一个高龄、高医疗消耗的超老龄人口。计算公式，是75岁及以上、完全失去劳动能力且医疗/照护成本剧增的“高龄老年人口”，与18—55岁、扣除失业及灵活就业低回报者后，真正具备“净社保/税收贡献能力”的实体劳动人口之比。

传统的“名义老年抚养比”，是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然而，（1）虽然中国名义上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看起来还有好几亿，但扣除失业、不缴社保、低收入群体后，真正有能力供养体制的“实质纳税人”规模已经严重缩水；（2）65—74岁的老人许多尚有自理能力，甚至还能打零工或帮忙带孙子（提供隐性家庭劳动），但一旦跨越 75 岁进入“超级老龄”阶段，其人均医疗支出与护理成本会呈现指数级暴涨，这会直接把压力传导给体制和子女。

因此本文选用超级老龄化人口抚养比这一指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指标正在加速成为国际通行的主流标准。例如，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在制定医疗和财政预算时，已经实质通行“75岁分水岭”，将 65—74 岁定义为“前期高龄者”（多数有自理能力，甚至仍在工作）；75 岁以上定义为“后期高龄者”。一旦跨过 75 岁，日本国民的后期高龄者医疗制度便会自动启动，因为这批人的实质医疗消耗是前者的数倍。

回溯历史（见下表），2000—2010 年为黄金期，75岁以上人口基数极小；1965—1975年婴儿潮正值壮年（分母），以及加入 WTO 红利，财政毫无供养负担，微观家庭对未来预期激进，储蓄转化为买房、买车、大宗消费的巨额“新增购买力”，奠定了内需黄金十年。2010年以来形势日益恶化，高龄人口暴增（1950 年代婴儿潮集体跨过 75 岁分界线，具备“净社保/税收贡献能力”的实体劳动人口规模历史性见顶掉头，尤其2020年以来抚养比大幅上升，2025年已经飙升至8.96%（也就是11.2 个人养一个高龄老人），已经步入重度负担边缘。预计2030年，抚养比将进一步飙升至14.50%，6.9个人养一个高龄老人，对财政和消费造成巨大压力。

2000–2030年中国超级老龄化人口抚养比数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