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从革命礼制到文革礼制（AI图）
人类礼制最古老的源头之一，是人对神明的敬畏与祭拜：感恩神明赐予福祉，祈求神明护佑平安。普通百姓家中供奉的，通常不是皇帝像，而是祖宗牌位或民间信仰的神像。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文化、新道德，也告别甚至抨击旧礼制。进入革命年代以后，随之产生了新的“革命礼制”。革命礼制最初标榜平等，革命者彼此互称“同志”；但革命党人长期处于战争与地下斗争状态，所谓“革命敬礼”又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在同志平等的理念之下，仍然包含上下级秩序，以及指令与服从的关系。
到了文革时期，革命礼制把人民与领袖的关系推向极端。“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手举《毛主席语录》祝祷等政治仪式，甚至比一般宗教仪式更具排他性和强制性。红卫兵赴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也如同宗教信徒远赴圣地朝圣，充满狂热崇拜，甚至陷入集体性的精神迷狂。
近代政治革命通常以自由、平等和解放为号召，共产党革命却通过颂歌、画像、口号与仪式，制造出新的领袖崇拜：始于造反，终于造神。
一、从“革命的敬礼”到“毛主席万岁”
今年九月九日，是毛泽东去世五十周年。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前，仍然聚集著大量游客与纪念者。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不时甚至有人焚香跪拜。
“万岁”原是帝制时代的敬祝词，与“九千岁”、“千岁爷”一样，体现著严格的等级与尊卑。毛泽东在世时，对“万岁”的欢呼受之泰然。1950年的“五一口号”中，已出现“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现存档案显示，他审阅并批准了这套口号。
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革命者既然要告别封建旧礼制，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交往礼仪。传统文人写信，结尾常用“顺颂时祺”、“顿首”、“再拜”，新式书信则改用“此致敬礼”。革命党人为了强调自己的革命身份，又在“敬礼”之前加上了“革命”二字。
1937年，毛泽东写给徐特立六十岁生日的贺信，结尾是：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到了1940年代，“致以革命的敬礼”、“紧紧地握你的手”之类的书信语言，也逐渐流行于革命者之间。握手礼取代拱手礼，“同志”关系也试图取代传统的身份关系。
然而，从1937年毛泽东向徐特立“致以革命的敬礼”，到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受万众欢呼、挥手致意，不过三十年。最初象征平等、团结与理想主义的革命礼仪，已经膨胀并异化为一套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宗教仪式。
文革期间，无数徐特立那样的“革命先贤”，也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成为革命对象，遭到红卫兵揭发、批斗与迫害。此时不再享受“革命的敬礼”，而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二、我亲历了两种礼制
即使在文革时期，我们村里在过年以前，家家户户仍然会焚香祭祖。大年夜或大年初一，孩子们照例到长辈家拜年，讨一些糖果、花生和瓜子。婚丧嫁娶、邻里往来，也仍然遵循旧有习俗。
这些礼制未必平等，却把不同家庭、不同世代的人连结起来，使村庄成为一个有亲情、相互关照、长幼有序的共同体。我们村里没有发生文革中那些惨烈的揭发、批斗和迫害。这当然不能完全归因于传统礼制，但传统伦理可能如同一道堤岸，多少阻挡了政治仇恨的洪水。
尊敬老人、尊敬老师，是传统村庄最基本的伦理。所谓孩子“有家教”，首先意味着懂得长幼，知道有些事情绝对不可以做。当政治要求一个人揭发父母、批斗老师时，残存的亲情、师道与羞耻感，有时仍能构成最后一道抵抗。
1970年，我进入小学，每天都被迫接受文革礼制的熏陶。
课本里充满“毛主席万岁”、热爱天安门和国旗的内容，也反复讲述旧社会的苦难，以及对“阶级敌人”的仇恨。
小学期间，我一直担任班长。每天上课，老师走进教室时，我都要喊：
“起立！向毛主席致敬！”
全班学生立即站起来，与老师一同面向教室前方的毛主席像行礼。我再喊“坐下”，课堂才正式开始。放学以后，同学们还要先到操场集合，唱完红色歌曲，再排队回家。
清明节，学校则组织我们到革命烈士墓前祭扫。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不仅是政治教育，也是一套完整的“文革礼制”。它有画像、口令、站立、敬礼、合唱与祭扫，已形成一套日复一日的革命礼制教程。
我们儿时并不理解什么是政治，却在每日重复的仪式与课本教育中被塑造：谁是“红太阳”，谁是“大救星”，谁被称为我们共同的“母亲”，又有谁应该被共同仇恨。
三、革命反对旧礼制，又创造了自己的礼制
中共建政后不断摧毁宗教建筑、宗祠与民间信仰空间。到了文革时期，传统社会用来敬神祭祖的仪式、情感与象征，几乎全部被“敬献”给毛泽东。
“多少心里的话儿要对你讲”、“一颗颗红心向着北京”之类的歌曲广泛传唱；毛主席像章、语录、画像和雕塑被大量制作。写信时要先抄录一句“毛主席语录”，信封上印着“最高指示”，甚至到供销社买东西，也曾出现买卖双方先各说一句毛语录的荒诞情形。
“早请示、晚汇报”是其中最典型的形式。它几乎把个人的私生活时间，也锁定在崇拜毛泽东的政治仪式之中。1967年以后，这种做法从工厂迅速扩散到机关、学校、农村和农场。
据一位曾在军管农场接受教育的大学生回忆，人们面对毛主席像，手举《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背诵一段语录，几乎成为每日例行仪式。一天三餐以前要唱歌、举语录，晚上睡觉以前还要“晚汇报”。有人错过集体仪式，甚至必须单独补做，否则不能吃饭或睡觉。
从延安时期《东方红》的流传、“毛泽东思想”政治地位的确立，到学雷锋运动，再到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与“三忠于、四无限”，对毛泽东的崇拜被一步步推向巅峰。这是一场借助现代组织、印刷、广播、电影和群众集会完成的政治造神运动。
传统皇帝主要在宫廷与国家典礼中接受跪拜；现代领袖却可以借助政党组织与大众传播，进入每一间教室、每一座工厂、每一个村庄，甚至每一个家庭。
文革礼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颂歌、敬礼、祝祷和集体仪式制造神圣领袖，以政治权力驯化人的情感与思想；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划分“同志”与“敌人”，取消一部分人作为“人”所应享有的尊严。
结语
文革并没有真正消灭礼制，而是摧毁了敬神、祭祖、尊亲与敬老的传统礼制，把人的敬畏、感恩和忠诚，全部集中到一位政治领袖身上。
革
命原以自由、平等和解放为名，最终却以画像、颂歌、口令和集体仪式制造出新的等级与神权：一人高居神坛，亿万人接受教化；一部分人成为“同志”，另一部分人则被逐出人民的共同体。可以说，革命礼制始于造反，文革礼制终于造神。
反思文革，不只是清算一场政治灾难，更要警惕任何权力借助仪式与思想教育垄断信仰、侵入私人生活，并以政治意志重塑一代人的灵魂。
作者》吴祚来独立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