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66年“五一节”那天，全家人一起看电视，是天安门广场游行庆祝活动的实况转播。只听母亲对父亲说：“没有彭真。”意思是在城楼上观礼的人中，缺了彭真，这意味着彭真“出事了”，被摒弃在权力中心之外了。
这是我对文革的第一个印象。我是个低年级小学生，怎么会懂得这一层意思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了。
伴随而来的是批判“三家村”。我被热潮带动了起来，写了一首诗，偷偷贴上邮票，寄给报社（或电视台）投稿。诗共四句：“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后两句想不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投稿，自然是石沉大海。这件事我跟谁都没说过。
小学校里也贴满了大字报。据我的同班同学说，我给班主任马老师写过大字报，批评他偏袒某些同学，“见到吴×就笑脸相迎”，等等。我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全校开大会斗过校长，我不知为什么没参加，据说把校长摔得头破血流。我参加过一次小部分人对校长的围攻，在教学楼的西侧，校长站在楼根前，脸色蜡黄，同学们指着她鼻子批判她。有人拿了一份过去的《北京日报》，上面有彭真接见北京市教育工作者的消息，配了一张照片，就是彭真与我们校长握手的，据此质问她与彭的关系。都是高年级同学在发言，轮不到我这样的“小豆包”。
有一位刘老师，好像是“耍流氓”了，轮流拉到各个班级斗。到我们班时，由新根和另一位男生撅着他的胳膊，搞“喷气式飞机”，新根是我们班男生中精壮的，在撅刘老师胳膊时，不知怎么一弄，自己站不稳了，差点儿摔倒。刘老师见状，赶紧扶了他一把。我感觉很好笑，“阶级敌人”居然会帮助我们的“革命战士”！太逗了。刘老师那只粗壮的胳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校长和几位“有问题”的老师被监禁起来（晚上是否允许回家不记得了），白天由学生轮流看管。我和同学值过班，那是午饭后，我们坐在屋门口，教导主任离我们最近，他高大肥胖，趴在桌子上睡午觉。我们叠了“纸子弹”，用小弹弓崩他的大腿，一中弹，他就一哆嗦。我也崩了，还乐，觉得很有趣。
后来我们换了新的班主任，姓山，是个白发老太太，人很慈祥。到了1967年，官方成立“红小兵”组织，取代了原来的少先队。一天我上学去，走进一楼的“大厅”，只见两边的墙上公布了各班级第一批红小兵的名单。我找了又找，没有我的名字。以前我是我们班少先队的中队主席，现在连红小兵的成员也不是了。上课时，山老师站在教室门外向我招手，我走了出去。山老师温和地说：“这批红小兵没有你，不是你表现不好，是因为你家里的问题。”我听了，心情极为沉重。从此消极起来。
02
5月运动刚开始时，各单位还是按照过去搞运动的老办法，先成立领导小组，自上而下地动员，有组织有步骤地逐步开展。我父亲他们单位也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共五人，我父亲是其中之一。他主张从司局长开始，然后处级、科级、党员、群众，一步步向下传达动员，各局先自己搞自己的，不能一下子轰起来。他本就是搞群众工作出身的，有“民（众）运（动）专家”之誉，不论搞什么运动，总要有“党的领导”嘛。
然而，这次搞文革大不一样了，“群众”的积极性高涨，“五人小组”里也有人想要下边乱。于是，出现了批评、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说他“压制群众”。先是在机关大楼里面贴大字报，大楼的正门有好几扇，原来紧闭，现在经常敞开，我从外面走过，能看见大字报标题中有他的名字，详细内容看不清，但知道不妙。
五人小组内部意见不一致，从激烈争吵发展到公开分裂，我父亲多次“威胁”（揭发大字报的用语）说：“党组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谁搞分裂，那就看吧！”但主张乱的人是受到上面支持的，所以有恃无恐，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突破机关内部，一下子上了街，我从街上过，两边全是批判他的大标语。到9月初，父亲被正式“停职反省”，倒台了。
作为我，五月时还是个旁观者看热闹的，六七月感到家庭受到了牵连，八九月就突然从天上摔到地下了（我母亲八月被关押40多天）——时间太短，冲击太大，以致现在脑袋里满满都是那几个月及之后的记忆，而这以前的事，几乎忘光了，连我当过少先队中队主席这么“光荣”的履历，也是几十年后听同学说的，我根本不记得。
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自己是怎么适应的、怎么过来的？现在已经不知道了，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几个月我父亲在家里是什么状态？居然没印象，想不起来。我母亲呢？只记得她遭关押被释放那天回家的情形。此外，八月父母在院子里偷偷烧书我记得。仅此而已。为什么对父母在这几个月里的个人记忆那么少呢？我也不知道。
03
从五月到九月，尤其是“红八月”，我在胡同里和社会上见闻颇多，记忆鲜活，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记述，此处不再重复。
跟个人关系最密切的事情、父母和家庭的事情，记得的这么稀少；而跟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却记住了很多很多。这是为什么？很有意思，值得研究。
04
1966年8月，吴德向老人家汇报北京“破四旧”的情况时，老人家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他对毛为什么赞许破四旧感到不解，“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其实，老人家本人是很喜欢“四旧”的，他对古字画极为欣赏近于痴迷，流传有很多佳话；他爱听旧戏，有时自己还哼两句，晚年活动不便，便把当时健在的名角召集起来录制了众多剧目，供自己观赏；爱看古书更是人所共知。所以，他搞文革自有他的目的，破四旧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手段之一。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支持红卫兵造反……都是手段。他是为了其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他的目的也达到了。但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制造的烂摊子，终其一生也收拾不了。
2026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