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缺爹少娘，姐弟三人一度寄养在外婆家。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舟山没有遭受大的自然灾害，却也缺衣少食。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以后，个人生产受到限制，海里的鱼不能随便捕，地里的庄稼也不能随便种。一个鱼米之乡，连菜粥都难以吃饱。番薯粥已经算好东西，原来喂猪的番薯藤，也有人晒干磨成粉充饥。
那年月，大街上看不见胖人。人人肚子里没有油水，眼睛发红，一天到晚想着吃。有时一个人手里拿着大饼，旁边饿急了的人突然抢过去便咬，吓得人不敢出声。我也在饥饿中慢慢长大，瘦得像一根豆芽菜。
上小学认识几个字以后，我又有了另一种饥饿。
有一天，我得到一分钱。那时一分钱可以买十粒炒蚕豆，也可以买两瓣橘子糖，还可以坐在小书摊前看一本小人书。我捏着那枚硬币，在几个摊子旁边来回犹豫。炒蚕豆和橘子糖能够填一点肚子，小人书却能让我回味好几天。最后我还是舍不得书，放弃了吃食，坐在小板凳上，把那一分钱交给书摊主人。
我和姐姐都爱看书，却常因此被外婆责骂。穷人家的孩子要干活，没有工夫看“闲书”；晚上点的是美孚灯，看书要耗灯油，家里也负担不起。更何况我们是女孩子，当时乡间常说女儿是“赔钱货”，长大总要嫁人，读书没有用。
有一回，姐姐租了一本小人书，躲进厕所里看了很久。外婆找到她，把她拖出来，又骂又打。姐姐蒙着脸哭着往家跑，后面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孩。现在回想，我并不怪外婆。我的家庭受政治运动牵连，父亲不在了，母亲也被带走，三个孩子全压在外婆身上。她已经竭尽全力，只是贫困和旧观念没有给女孩子留下多少选择。
姐姐小学毕业后便到码头做工，我小学毕业也辍了学。我替人抱孩子，挑井水去卖，还到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和西瓜皮，再卖给养猪人家。那时我像一个小讨饭，整天为几分钱奔忙。不是我不愿意读书，而是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读书的条件。
后来，失散多年的母亲从劳教中释放回来。她无法接受两个女儿都失学，却又拿不出学费，只好靠卖血供我上中学。我因此重新走进学校，不过只能到乡下的荷花中学读书。
学校里有一间很小的图书室，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当时流行革命小说《红岩》，我几次都没有借到。有一天终于把书拿在手里，我高兴地举着它往人群外挤。一个男同学突然把书夺过去，冲我说：“狗崽子看什么《红岩》！”
其实他的家庭成分也不算好，只比我家高那么一点。可是在当时，人的家庭被划成三六九等，稍高一层的人也可以羞辱更低一层的人。我流着眼泪跑回宿舍，不知道该哭什么：哭父母为什么不是贫下中农，哭自己不该出生，还是哭我连一本《红岩》都没有资格看？
我那时也相信革命，也想做一个好人，可我不敢像别的孩子那样梦想将来当工程师、作家或者军人。我以为那些理想只属于“红色接班人”，不属于我。出身像一块胎记，仿佛连血管里流的血都有问题，需要不断接受改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读书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叫作“臭老九”，书店和图书馆里的许多书被撤走，全国到处都是同样的领袖著作和政治读物。
那时舟山发生武斗，两派占据不同地方，弄来枪支相互射击，大街上不时有子弹飞过。我停学在家，却意外获得了一次读书机会。我家附近有一所水产学院，学院停课后，图书馆也关了。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那里当管理员，她喜欢同我聊天，后来干脆把图书馆钥匙交给我，让我自己进去看书。
我一个人躲在寂静的图书馆里，像老鼠掉进米缸。那里没有人指导我，也没有人规定我该读什么。我读《家》《春》《秋》，读《牛虻》《日出》《安娜·卡列尼娜》，也读散文和各种能够找到的小说。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便跳过去，继续往下读。
那是我少年时代少有的自由时光。外面正在武斗，学校已经停课，我却在一排排书架之间，第一次进入了一个不由家庭出身决定的世界。
好景没有持续多久。家里实在太穷，我只得去继父所在的国营企业做临时工。因为读过中学，在当时的女孩子中还算有一点文化，我被安排到职工医院做临时防疫员。1968年流感流行，我每天站在厂门口，给上下班的职工往喉咙里喷药。从此再也没有时间去那座图书馆。
后来我上山下乡，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那里是一个文化荒漠。知青偶尔弄到几本书，只能私下传阅。我爱读书，却常常一本可读的书也找不到，这样的日子延续了近十年。
1978年，我带着三岁的儿子调到河北汉沽农场。我们一家最初住在河边一间废弃的破棚子里，屋里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泥地上只放着两张生锈的单人铁床。丈夫把两张床并在一起，便是我们的婚床；再用砖头搭一个灶，从厂里挑水回来做饭，这就算有了一个家。
文革结束后，书籍重新出现在柜台上。长期断粮的阅读也重新开始。《辞海》缩印本出版时，定价二十四元，几乎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穿着褪色的兵团服，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站在书店柜台前，请营业员把书拿给我。营业员打量着我的寒酸模样，以为我买不起，没有理睬。
我再三声明自己是专程来买书的，又赶紧把钱掏出来。她这才把那本沉甸甸的《辞海》递给我。我把它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块金砖。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能够挺起胸膛，过去因贫困和出身而受到伤害的自尊，也开始一点点恢复。
到汉沽农场以后，我认识了严农。他是记者严怪愚的儿子，文革中受到冲击，被下放到农场劳动。他瘦高，衣着随便，成天捧着书，还自学英语。妻子让他拿米袋去粮店排队，他站在那里看书，别人一个个挤到前面，他却一动不动，最后米店关门，只好拎着空袋回家。
一次他们夫妻争吵，我过去劝解，看见桌上摊着书稿，便随口说自己也写过一点东西，只是从未投稿。严农让我拿来看看，看过以后，认为可以发表，便把稿子推荐给唐山文艺界的朋友。从那以后，我才真正走上写作的道路。
1982年，我的第一篇作品《小护士日记》发表在《唐山文艺》。原稿写的是医院里两个老人：一个是干部，探望者络绎不绝，礼品塞满抽屉；另一个是普通老工人，没有几个人来看他，连吃喝都舍不得，他的知青儿子还远在戈壁滩。
编辑老师让我反复修改，要“多写笑声，少写眼泪”，还让我把干部写成同情群众的好人，最后退回礼物，把剩下的食品留给老工人。文章终于发表，我却一点也不高兴。那些老师也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正直知识分子，我不责怪他们。他们只是太熟悉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
我从饥饿年代走来，经历过失学、文革、兵团和农场，看到过太多生活中的不公。可是当我终于拿起笔时，仍然不能把自己真正看见的东西照实写下去。肉体的饥饿过去了，读书的饥饿逐渐得到补偿，说真话却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几十年过去，当年花一个月工资买来的《辞海》早已被互联网冷落。如今重新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纸张已经泛黄。我抚摸着书页，仍能想起自己穿着旧兵团服站在柜台前的样子。
我这一生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读书总是断断续续：一分钱的小人书，厕所里的秘密阅读，停课学校的图书馆，兵团地下传阅的小说，以及用整月工资买来的《辞海》。别人读书也许是求学，我读书却更像求生。
穷读书，穷的不只是买书的钱，也是读书所需要的时间、尊严和选择。然而，越是有人说我不配读书，我越想知道书里究竟有什么。后来我才明白，我这一生走过的路，正是从一分钱的小人书开始的。
本文根据张怡静《路在何方①——穷读书》整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