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一直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谎言，欺骗着中国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胡绩伟对《人民日报》发过一个广为人知的金句：“除了报头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

今天咱们讲个让各位耳熟的名人：刘三姐。不过，我们讲的刘三姐和中共洗脑电影《刘三姐》可不一样。我们还原真三姐，而且还有她的前辈三妹。

中共二十大落幕，习近平再一次攀上了权力的最高峰，而且在最高领导层成功排除了异己，集权超过了以往，他欲比肩毛泽东的野心隐隐浮现。然而，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呢？不妨看看当年老毛死后人们的反应吧。

当下台海情势紧张之际，埋伏在台湾岛内的亲共人士，尤其是退役将官纷纷跳出来给对岸站台，宣称台湾打不过大陆，还是及早投降的好。但民主台湾，对这种言论却十分宽容，并没有严加禁止。然而，如果匪谍真的已经渗透到台湾政府内部，这些卖台人物有一天与共匪里应外合，台湾将危险至极。

1933年4月的德国，刚刚掌权的纳粹，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决定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并“清洗”一切“异端邪说”。5月10日晚，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许多德国学生手持火炬，高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来到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

随着文革的爆发，中共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焚书”。1966年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里播送了北京扫“四旧”的消息。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好得很》，欢呼说：“我们为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

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中共，与当年的东欧各国和苏联政权一样，也正惶惶不安，担心随时垮台，而民心思变和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正推动这一历史进程。在这历史的大转折时刻，中共党内良知尚存的高层该如何选择呢？或许东欧国家共产党高层曾经在剧变时的选择，可供参考。

说起林巧稚这个名字，中国老一辈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那是一位真正的白衣天使，而且堪称生命使者。她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奠基人之一，自己终生未嫁，却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来到人间。所以她又被誉为“万婴之母”。

关于文革“批斗台”，那年月，坊间还有一种说法叫“斗鬼台”，因为被批斗之人，都已经不算“人”，而是“牛鬼蛇神”。而在“斗鬼台”被批斗的人群中，拥有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上个世纪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大地上，曾发生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当时在城市，老百姓们凭票购买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农村，农民们在有限的口粮吃完后，不仅吃起了草根、树皮，甚至还吃起了人。

欠死人的债怎么还？这是一个前北京某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接受作家冯骥才采访时发出的诘问。看得出，她的内心极度痛苦，因为她的一生都背负着深深的愧疚，而这份愧疚不是对别人，正是疼她爱她的亲生父亲。今天她如果健在，应该快80岁了。

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1958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到杨尚昆的荫庇而逃过一劫。然而，在1966年，杨尚昆被毛打成“反党分子”后，他祖父的坟 立马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还炫耀战绩：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

今天讲讲中共八大老之一的杨尚昆。这个人的故事有点复杂，最主要的节点是选边站给他和他家族带来的难看后果。

1949年中共窃取大陆政权后，开始图谋西藏。西藏在军事压力下，1951年西藏噶厦（协议中称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与中共中央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双方同意西藏实行“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获得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

如果说文革前的“大义灭亲”式的告发、批判的对象，以“右派、地主”等家庭为主要群体，那么文革爆发后，中共各级官员的家庭成员也不可避免的被加入其中。

陈凯歌：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爱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是区分爱与恨的最终界限。血族亲爱关系也不例外。爱领袖，爱党，爱自己人。但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量，所以，昨爱今仇的事时常发生，唯一不变的是对领袖的爱。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

阎长贵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农民家庭，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其后师从《红旗》杂志社中国哲学史组组长关锋学习。他1962年写了一篇短文受到老毛的欣赏，就在1966年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工作，还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后来他听说，调他的人是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局的领导戚本禹。

上海疫情封控下惨状种种，并没有让太多的上海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挺起胸膛对中共说“不”，即便偶有发泄也只是希望当局赶快帮助受困的自己，还有一部分人选择逃离。不是他们看不到中共的邪恶，而是他们深知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就是说，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基本荡然无存。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写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让我们得以窥见刘传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无忌惮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自己所遭到的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