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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曾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一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换言之，人性中的“爱”是有阶级性的。
于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人人相互“揭发”成为常态。做过人民出版社社长的曾彦修回忆：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得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这样，人人要求填小广播表，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成所谓“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变成了特务。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作“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然后是交代问题，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网。
整风运动后，人们完全停止了互相交往。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都包起来了，互相之间几年都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