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习近平过去几年有关经济的见解与说法有所了解，会发现这些整顿完全是习近平在贯彻自己的经济思想，继打击中国金融大鳄、清理金融界之后，通过打击一些行业来调整经济结构，包括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的权重，强化中共对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产业的控制权，关键词是两个：行业上脱虚向实，资本结构是调整公私资本权重。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中共政府看来，校外培训产业不仅已对“学在官府”的教育体制形成威胁，更威胁到中共政权的未来存续。一个产值这么大、与国本、中共未来密切相关的教育产业，当然不能让民间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长驱直入。这点门道，深知中国政治三昧的国内分析人士能看明白却不便直言，只有华尔街的风投行业看不明白。

汤玛斯·索维尔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勇敢无畏的黑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黑人，他极力反对黑人群体中的特权思想和政治正确，但理解他思想并知道他是真正为黑人民族的未来着想的黑人精英，比如美国大法官克拉伦斯·汤玛斯（Clarence Thomas）、正在崛起的保守派社会活动家欧文斯，都深受索维尔的影响。

索維爾用資料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故事：1940年至1960年間，是居於收入貧窮線的黑人家庭比例下降最多的年代。《谬误与真相：保守派经济学家如何戳破执政者的美好谎言》（作者：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译者：洪慧芳；出版社：八旗文化）在...

左派媒体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可以不报道南非衰落的真正原因，但拦不住南非人思考。7月13日，南非人乔纳森·威特（@Jonathan_Witt）发表一长串推文，追溯南非衰败之由，核心观点是：“政府通过糟糕的社会福利和诸如强制基于种族的就业/企业之类的措施来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和身份政治，学术界/记者/商界领袖都通过支持这些政策并将其强加给整个社会来做出回应。”

进入21世纪前10年中期，中国政府开始对这些合作项目踩刹车。作者分析符合事实：倒退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危机感促使中国对法治和民主项目进行内部调查，结果是与美方有合作关系的政府机构及相关组织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不得不中止与外国NGO合作的项目。二是中国有钱了，官员不再需要外国政府及NGO资助进行“学习之旅”。

"依法治国（Rule of Law）的口号。有些事情，不管最后的实施结果如何，但当初参与者的初心与热情，总能让人在回想之时被感动。中美关系如今进入这种双方都心有千千结，中方咄咄逼人、美方守住战略忍耐防守线的状态，回顾当年美国对华法律援助项目的初心，我的感受...

对中国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质疑中国疫苗质量的消息不断传出，智利、巴西、巴基斯坦不断传出类似消息，但都被中国外宣成功“辟谣”，最新的一例是5月份印度洋岛国塞舌尔，该岛据说是世界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60%以上的人口接种了中国疫苗，但仍然出现感染病例激增的情况。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相继于5月12日与13日予以报道，中国官媒随即刊登了对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的采访，让总统出面驳斥了国药疫苗无效的说法。

在对华交往中，不仅有对华战略存在的问题，在战术即具体做法上，当事者出于各种考虑，比如布劳奇利出于利益的考量、储百亮职业继续的考量，都在自撤篱笆。须知美国本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国家，只有一道轻易可拔除的篱笆。但上述做法，是干脆连这道篱笆都撤掉的做法。美国方面输在意志力，而非实力。

从结果来看，美国输得很惨，对华颜色革命基本失败，而中共对美红色渗透则遍布美国华府、州县政治、文化学术以及社会各个层面，最后让自身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无疑是大赢家，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挑战美国的国力就是这一阶段养成的，挑战美国的态度也在这段时期展露的。最终走到如今这种状态：中国几乎敢于挑战美国的任何底线，而美国只能不断收缩自己的底线，采取“战略模糊”以虚应之。

《中国日报》这张英文外宣旗舰在美国被列为外国代理人。但如果因此就认为中共大外宣从整体上失败，那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大外宣还有一条遍布世界的地下战线。在2009年中共正式公开大外宣计划以前，“外宣工作本土化”战略已经推行了6年整。这一战略说白了，就是利用外国人、外国媒体在其国家帮助中国做大外宣工作，这种隐蔽的地下成员比使用正规军更方便，而且更容易取信于受众。

北京在WHO的帮助下，一直将自己宣传成世界抗疫模范，中国作为疫情发源地的追责一直未被国际社会认真对待。目前美国因“福奇邮件门”事件，拜登政府必须洗刷合作嫌疑，决定加入全球疫苗供应下半场竞赛，正式向北京提出在中国进行第二轮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考虑到此事的前因后果，只能说这是北京自封为全球抗疫领导者的疫情外宣引致的反弹。

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长达一年的中澳贸易战，最近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2020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创下历史第二高水准，被中国制裁的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了1480亿澳元商品，虽比2019年创下的1540亿澳元的记录低60亿澳元，但比排名第三的2018年高出近10%。更让中国有苦说不出的...

如果有人胆敢在西方公开谈论这个问题，必然会被扣上“种族歧视”（Racist）、“偏见仇恨者”（Bigot-hater）的帽子，轻则被舆论攻击，重则丢掉工作，被社会边缘化甚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在这种政治正确形成的软暴力压迫下，警察与执法部门在针对黑人的执法过程中小心翼翼，唯恐成为社会攻击的靶子。

它开花于中国大地，但结果于国际社会。六四屠杀通过电视、传真各种通讯方式传遍世界，让苏联、中欧、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共产专制的凶残，促进了各国反对派推翻共产政权的急剧政治变化。它消解了中共的合法性。在六四之前，哪怕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共一切都假人民之名进行。自六四屠杀之后，中国人民知道中共治下，这个政权与人民毫无关系。

杰拉德‧贝克论述很深刻，如果他了解苏联与中共革命就是利用阶级压迫论塑造受害者意识，比如中共通过各种诉苦让社会边缘人痛诉他们本来没有意识到的“阶级压迫”做社会动员手段，唤醒贫农与受雇于地主家的长工、雇农的阶级意识，就会意识到美国面临怎样的革命危险。

北京不敢选择铁矿石作为制裁目标，其实是中国自身对澳洲铁矿石有高度依赖。经此一役，中国必须意识到自身对外有严重资源依赖，不仅是别国对中国的购买依赖，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优势劣势可随时转换。现在，面对中澳贸易战第一个回合的成绩单，澳洲民众终于认识到原则、国格比短期经济利益重要。

中国娱乐性大麻专供出口，而且具有低价倾销优势。一个是最大的需求国，一个是最大的供应国，这一领域的竞争虽然还处于蓄势待发阶段，但谁输谁赢隐约可见分晓。

习近平对待不听话的传媒之方式，与毛时代甚至邓小平在六四之后的关停做法不同，更多采用“卡住异议者的胃”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与时俱进，与毛泽东的硬砍头方式相比，算是软刀子杀人。这次中共砍伐苹果树，用的是双管齐下、断绝《苹果日报》财源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