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那个荒唐的年代，湖南省平江县搞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新创举——强迫妇女赤膊、摸月经。妇女赤膊运动肇始于该县东方红人民公社东安大队。该大队党总支最早提出：比政治听山歌，比劲头看赤膊。政治工作活不活跃，就看你们的山歌唱得好不好。干劲大怎么才能看出来...

汶川大震巨难，无论江派如何作梗，身为时任政府总理的温家宝毕竟难逃干净。每每想起，便五内俱痛，热泪盈眶，悲情难禁。只能凭区区小卡，聊以微藉。 既然如此，何不趁余息尚存，将当年瞒报震情历史真相合盘托出，一箭三雕：一可揭露恶人；二可告慰亡灵；三可解脱自心。

中国的问题绝非患上了所谓西方的富贵病（市场过度自由），而是未能脱离共产极权的原生疾（权力不受控且血腥暴力）。汪晖的理论蓄意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反而在反西方的宏大叙事中，让知识分子丧失了对本土苦难根源最起码的诚实审视。

董存瑞被人为拔高甚至造假以及真相的被还原，再次证明了中共树立起的一个个所谓的“英雄”人物都是假的，而协助中共拍了欺骗众人的电影的演员张良，却遭中共卸磨杀驴，不知他在诸多的磨难过后，是否意识到了中共才是自己不幸人生的始作俑者？

苏联的俄罗斯红军步兵的重组人员组。（图片来源：Adobe Stock）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帝国的解体可以说是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所以这么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苏联帝国的解体，标志着人类二十世纪最大的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

1966年文革刚开始，乐松生就被红卫兵（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盯上了，尽管他还是北京市副市长，此时也只有坐以待毙。红卫兵冲进了他家位于崇文门旁的院子，先是给他挂牌子“彭真的红人反动资本家乐松生”，接着是批斗殴打，而且把他的母亲、夫人梁君谟叫出来一起打，他和夫人被打的满地爬行以为躲避。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夫人竟然先后被活活打死，他也遍体鳞伤。 后来虽然乐松生经过医治活了下来，但在极度的恐惧下，他在一年多后的1968年4月的某一天，选择了自杀，终年60岁。死后没有骨灰留下。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

除了日本存在大量中共间谍外，时任兼作还表示，支撑着中共间谍网的还有日本人。他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生前和一名中国女子关系亲密为例，指出该女子曾在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工作，丈夫是中共政府相关人士。此外，被中共间谍色诱的日本国会议员也不在少数。 在以往日本政府并未重视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日本亲共人士和中共间谍还有不少运作的空间，甚至出卖日本的利益，但在高民意支持下的新一届高市内阁的重视下，随着未来“反间谍法”的出炉，那些亲共甚至为中共效力的日本人、中国人，该何去何从呢？

当专制落幕，真正到来的不是混乱，而是重建；不是失序，而是再平衡；不是崩塌，而是制度重构。国家不再属于某个组织，而属于每一个公民。那将是一种以权利为基础、以法治为框架、以公开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它未必完美，但它拥有改进的可能；它未必没有对抗，但对抗可以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正是在这种可修复的秩序之中，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稳定与尊严共存。

在中国，军民融合是习近平提升的七大国家优先事项之一。所以你可以想象，甚至有人指控，如果中国要入侵台湾，他们会开始使用台湾士兵作为器官捐献者。 所以，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有某个军事层面，那个军事层面都会被加以利用，因为这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这其中的国家安全影响是巨大的。

全美范围内中国人拥有农田分布示意图。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的中国人总共拥有265,000亩农田。这个现象或令美国国家安全面临巨大威胁。（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Victor Davis Hanson撰文／信宇编译）我想谈一谈我们经历的两场冷战，一场是我们战胜了俄罗斯，另一场是我们实际上正...

1966年9月24日，“中发(1966)507号”文件言及“最近在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提出了许多倡议，这些倡议许多是可行的，应该采纳、办理，”故此作出：“公私合营企业应改为国有企业，资本的定息一律取消。”该“文革”文件本不涉及经租房问题，但此后即停止向经租房所有者支付租金收入及拒绝返还房产所持的却就是这个“文革”文件，时至今日。 1985年2月16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私有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说：“已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

在十六大前夕，江绵恒去信息产业部502所，观看第二代高速网际网络演示，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测试数据检索速度。汇报人员可能想讨好江绵恒，所以在Google上检索“江泽民”三字，没想到出现在屏幕上的头10条新闻中就有三条历数江泽民的罪恶，而且“邪恶江泽民”被显示在头条，江绵恒又惊又气。 回去后，江绵恒在封锁网际网络的问题上不断加大力度。他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资就是八亿美元，为的就是不让大陆网民得到任何有关民主、人权、自由，特别是法轮功的海外资讯。江绵恒成了江泽民统治之下的电子警察总警监。

一九六〇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祺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

今天，已经没有人再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和大面积的“腐败”，包括“司法腐败”。但是似乎也没有人（包括那些握有权力的监督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认真研究过腐败的后果。它更多地落在了什么人身上？那些被迫吞咽其后果的受害者，又会遭受何等经济上、肉体上乃至心灵上的损伤？如果要本文的记录者说出感受，那么我认为乡村的小农——那被压在中国社会低层的庞大人群，无疑是主要的受害群体。他们承受腐败的能力最弱，然而腐败也容易铺天盖地地压向他们。他们的血汗以及血泪，似乎成了某些人的营养，甚至时代车轮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