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推崇“五四运动”什么？ 蒋介石总结“五四”时，“赞同的唯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面，却激烈攻击运动中的破坏偶像等反传统思想”。也就是说，蒋是反对摧毁旧礼教的“新文化运动”而推崇民族主义的“五四”。 充分肯定追求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的“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走向群体主义的“五四运动”，才能使那个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追求自由中国的道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取向：走向个人主义、拒绝群体主义；一个清晰的目标：保护个体权利。

廖伯康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微博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

1970年10月，我带着父亲的龙头二胡，插队落户去了四川巴中。瘦弱的我，体重不足一百斤，身高一米六。但是，出人头地、争取表现、早日离开农村的意识却比任何人都强烈。从下乡第一天开始，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带着我的二胡，走到那里拉到那里，从独奏曲到知青歌曲，从革命歌曲到样板戏，不放过任何...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破坏运动，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运动，而且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构陷运动。而用一份伪造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作实林彪反革命政变冤案就是文革构陷运动的登峰造极之作。林彪案，除了那架摔得支离破碎的飞机就是真实身份到现在还真假难辨的尸体。林彪在不在飞机上。唯一的女性...

“宣传”乃中共立党之本、开路先锋。“大外宣”，即“对外宣传大布局”，引起广泛关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其历史相当久远。1949年后，大外宣一直是中共政权重要一翼，涓滴渗漫海外，文革前有效影响西方舆情，文革后亦悄然改变一些海外华媒立场。近二十年，中共不断为“大外宣”拨款输血，全力向海外放送红色意识形态，试图与欧美争夺意识形态制高点。

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群众暴力、政治迫害与文化摧毁，而是它如何完成了一次政治秩序的重新编码：以马列主义确立唯一道统，以革命法则凌驾宪法与党章，再由最高领袖垄断“正统”的解释权。于是，道统、法统、党权与领袖权威合而为一，政治忠诚代替法律程序，革命真理取代天理人心。毛泽东借此获得几乎不可挑战的神圣地位，而文革留下的最深遗产，也正在这里：一旦某种意识形态被规定为唯一正道，个人又成为正道的最高解释者，制度就会退居其次，法律也可能重新服从于政治。文革式的大劫难，也就获得了生成并不断扩大的制度条件。

朱镕基是高官中智商最高的政客，把老百姓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把老百姓卖了，老百姓还帮他数钱，为他鼓掌。从朱镕基能轻易骗取那么多老百姓的信任，可见中国人智商之低。他们只要看到说话精彩就为之倾倒，听到豪言壮语就激动不已。他们从不知道用事实去衡量核实一下，朱镕基给老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其实...

1967年彭德怀被反剪双手遭公开揪斗据有心人初步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中共将帅多达40位。元帅2名：彭德怀、贺龙。大将2名：徐海东、许光达。上将1名：阎红彦。中将8名：陶勇、汤平、袁子钦、傅连璋、刘培善、文年生、谭甫仁、肖向荣。少将27名：吕炳安、唐金龙、杨文安、张子珍、安子敏...

7月的120万份退党声明，7月遍布五大洲的烛光悼念，7月那54个联署抗议中共域外扩张的人权组织，乃至台湾重新拾起的反共教育——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其实都是同一场觉醒的不同切面：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看穿这个政权的真面目，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曾经附身在他们身上的幽灵，做出切割。 幽灵终将迎来它的黄昏。 4亿6500万人的诀别，不是终点，而是这场漫长解体正在加速的证词。 当谎言被一页页拆穿，当良知被一寸寸夺回，那个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终究要独自面对它为自己书写的结局。

因为艺术最怕的并不是明确的禁令，艺术最怕的是边界变得模糊。如果边界明确，艺术家至少知道哪里不能走；如果边界模糊，艺术家就只能不断后退。最后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没有人告诉你不能开这个玩笑，但你自己已经不敢开了。 而一个社会真正的表达空间，恰恰不是看“允许说多少”，而是看人们还敢不敢说那些没有明确禁止、但可能被重新解释的话。 所以，我认为郭德纲事件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红歌能不能改编，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一次行政立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很小、但很典型的观察窗口：当行政监管、举报机制、政治敏感性和公众自我审查结合在一起时，一个社会的幽默感究竟还能剩下多少？

尼禄的倒行逆施让他失去公信力，跌入塔西佗陷阱，导致离心离德，最终帝国走向崩解。 习近平政权踏上尼禄老路 2000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治下的中共国，正在重走尼禄毁灭之路。 维护个人权力是习近平的最高执念，大清洗则是他的最重要手段。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反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

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我离开下乡那地方四十多年了，但是还会常常想起秀英，想起她那个石匠男友，还有他那天晚上慷慨激昂的口号。我下乡插队的那地方叫杨坪，是四川名山县的一个生产队，一个偏僻的小村落。那里大多数人姓杨，非杨姓的人家，很多是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为了...

郭德纲的事还在持续发酵，因为被立案调查了，他在西安的演出已经取消了。这改了一句歌词，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也真是让人想不到。这件事就是因为郭德纲改编了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昨天文章已经说过了，今天就不赘述，今天主要想聊一下《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以及背后创作团队的悲惨遭遇。可能很...

不服从的后果相当惨重。郭兴福遭受了戴高帽游行示众的羞辱，以及种种残酷的折磨。那是在1966年的酷暑盛夏，南京的气温逼近40摄氏度，造反派强迫他嘴里咬着稻草，在滚烫的水泥地面上匍匐前行，每前进一步，就得磕一个响头，并高呼“我有罪”。 身上青痕遍布，紫瘀交错，双腿沉重如铅，每爬一步都伴随着剧痛。然而，最痛的并非躯体，而是心灵。从全军瞩目的明星到喝来斥去的靶子，这样的巨大转变，实在太过剧烈。

中共的扶贫从来不是以人的尊严为中心，而是以政治任务与数据为中心。层层加码的指标、形式主义的考核、基层的应付与寻租，使得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往往最容易被漏掉。超生惩罚、户籍障碍、公共服务的缺失，进一步把底层家庭推向绝境。杨改兰一家的遭遇，暴露的不是某几个村干部的失职，而是整个治理逻辑的失败：在党国体制下，底层民众的生命价值可以被精确计算为“人均纯收入”，却无法被真正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