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Michael Barone撰文／信宇编译）
历史能够启迪当下。我一直在阅读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广受赞誉的多卷本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年）传记，并从中读到许多对当下具有启发意义的段落。
例如，我了解到，这位前苏联和前苏共的最高领袖在1917年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十多年前，就与流亡中的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会过面；而且列宁从1920年代初到1924年去世为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被困在一处庄园里，身边有“一班随从，其中包括工人兼厨师斯皮里顿‧普京（Spiridon Putin）”，而斯皮里顿‧普京正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的祖父。
这为普京在2005年的演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他在演讲中说“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我也在早期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面对战火肆虐的俄罗斯时，对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Marxist theory）付诸实践所感到的困惑中，看到了当今的回响。
“我们将走向彻底消除货币。”前苏联革命者格列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1883—1936年）在1920年向德国社会主义者解释道，“我们用商品支付工资。我们引入免费电车。我们提供免费公立学校、免费（尽管暂时质素欠佳）的膳食、免租金的公寓和免费照明等。”
“我们正在实现这一切”，他接着说，“虽然进程非常缓慢，且处于最艰难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斗争，但我们有出路，有计划。”早期的苏维埃主义者的言论听起来与如今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非常相似。
对比一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联合主席梅根‧罗默（Megan Romer）的言论，她谈到人们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场所、住房拥有“民主控制权”，“每个人都应该加入工会”，以及“工人阶级应该掌握生产资料”。
如果你看过她接受《纽约客》（New Yorker）编辑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采访的视频，就会发现，无论是她本人还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都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毫无头绪。这让人不禁想起，纽约市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成员、现任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承诺，首家市营公有杂货店（提供生活必需品，价格比市场价低约30%）将于2027年底前开业——也就是他上任24个月后。
同样不清楚的是，在不推翻宪法的前提下，如何将“民主控制”（democratic control）转化为“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领导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的政府。当然，如果不废除宪法，DSA废除参议院、最高法院和总统职位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当然，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废除了现有的制度。但是科特金的传记中有一个论点就是，斯大林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Marxism），而且他认为，如果俄国当时仍以农民经济为主，而不建立起由工厂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榨取农民的血汗钱来资助现代化工厂，即便这意味着屠杀富裕的农民，以及在乌克兰及其它地区制造持续多年的饥荒，导致数百万人丧生。科特金认为，在布尔什维克中，只有斯大林有胆量和毅力推行这种大规模屠杀制度。
如果斯大林试图在当时尚未存在“工人阶级”的地方，创造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那么现在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则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一个“工人阶级”，正如美国企业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AEI，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劳动力或选民占主导地位的了。
1970年代，美国的民主党开始拥抱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liberal cultural values），并逐渐失去蓝领工人的选票。这个过程在唐纳德‧川普（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尤为明显，大学毕业生逐渐倾向民主党，而未上过大学的白人和西班牙裔则逐渐倾向共和党。这个趋势在第42任总统、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的199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
美国左翼突然从一个文化议题转向另一个，从所谓的“气候变迁”转向以色列针对哈马斯（Hamas）于2023年10月7日发动的恶性袭击所进行的所谓“种族灭绝”，这种转变并未激起“工人阶级”的热情。民主党目前在11月大选民调中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通货膨胀和油价上涨。
从科特金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战争的结果永远无法预测；而那些双方都无法取胜的、旷日持久的、暴力和杀戮似乎无休止地持续下去的战争——例如一个世纪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简称WWI，1914—1918年）和当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尤其惨重。
科特金指出，斯大林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当时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场战争，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绝不可能发生。毫无疑问，那场战争不仅对斯大林的崛起至关重要，对德国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的崛起也同样不可或缺。
这两位邪恶的独裁者都在30多岁时身陷囹圄，在1914年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1863—1914年）遇刺、战争爆发时，他们都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但在欧洲这两个最大的国家，都因军事失败而痛苦不堪，又因经济混乱而遭受重创，他们却都在40多岁时得以进入政坛，并迅速积累了绝对的独裁权力。
1939年8月23日，他们签署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Hitler-Stalin pact），使他们得以控制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土地，这是两个极权主义的共生联盟，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并激发了英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年）的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1949年）的构想。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那么严峻，文明社会的敌人也不如他们强大，战争和大规模屠杀也远没有那时肆无忌惮。但是科特金的传记提醒我们，即使是看似极不可能发生的威胁，最终也可能酿成灾难；文明社会绝不能对言论压制、反犹主义和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抬头视而不见。
当斐迪南德的司机在萨拉热窝走错路，导致汽车在刺客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面前熄火时，没有人想到斯大林和希特勒会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和最致命的领导人，并且这种影响时至今日仍未停息。
作者简介：
迈克尔‧巴罗内（Michael Barone）是《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的高级政治分析师，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简称AEI，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常驻研究员，也是《美国政治年鉴》（The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的长期合著者。他的最新著作是《开国元勋的思维地图：地理想像如何引导美国的革命领袖》（Mental Maps of the Founders： How Geographic Imagination Guided America's Revolutionary Leaders，2023）。
原文：What a Stalin Biography Tells Us About Our Tim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