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毛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

习二10月27日牵着一群肠萎：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颠到陕西延安，想用老毛的阴魂给他自己壮壮胆，并且重提“延安整风”。1942年老毛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的知识分子四万多人，清出“特务”一万五千人。许多人被逼疯、逼死、自杀，或成为王实味那样“叛徒”被处决。然后老毛成了领袖。

安徽阜南县的一位内定“右派”，忠厚老实，没有参见提意见的“鸣放”，但革命群众从他三个孩子的名字上找到了“罪证”：分别是爱国、爱民、爱党，单独看，没毛病呀，连起来看，这不是“爱国民党”吗？！他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想起胡锦涛的女儿，不听父亲之命，擅自嫁人出国定居，不在中共国做人质，何等的有远见。看看周永康家，出事的时间孩子在幼儿园都没人接。又想起安徽另一个总书记独秀陈，女儿在六十年代绑一油桶，漂流到香港，居美而终。习共党，念及中原苍生，为自己家人也为别人家人，有点人类基本的悲悯同情吧。

疫情以来，街头巷尾的老百姓们，都在议论中共防疫的层层加码，道德腐烂的中共官员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但是百姓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时，每一层都以清零为责任，禁止民众外出、把各自的责任推卸干净而已。从西安医院不接受无阴性记录证明而导致孕妇死亡，到最近兰州三岁幼童煤气中毒后因无人承责耽...

1943年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中共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以《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为题的社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

中国人有句俗话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明朝刘伯温的《金陵塔碑文》对于中共二十大这惊人一幕及其后果有着令人惊奇的预言。示意图，一只黑天鹅在空中飞翔。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发生令世界震惊的一幕：胡锦涛在众目睽睽下被带离会场。人们对于此事件有两点比较相同的解读：此事表现出胡锦涛对习近平的做法持...

计划生育简称计生，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曾经受了一场疾风暴雨式的计生运动的洗礼。笔者恰躬逢其盛，于是写成此文。我1972年把所谓的反革命罪，判15年刑的牢底坐穿以后，于1973年和当地一个20岁的农村姑娘结婚。1974年我们的大女儿来到了人间。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是一个...

吴法宪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在林彪事件后被中共当局以“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罪名判刑十七年。他后来在临死前撰写了一本回忆录，从当事人的角度剖析了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恩怨情仇，他认为林彪通过正当竞争、竞选来取代毛泽东做国家主席是他的正当权利，绝不是什么犯罪。文章并愤怒控诉毛泽东心狠手毒、诡计多端。

2003年10月，神舟五号爆出了一个最大冷门，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居然成了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在两个功臣榜上出现，分别排行第二和第四。江绵恒既没有载人航天工程的专业知识，更没有实践经验；为何能在短短六年就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跃升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还成了神舟五号副总指挥?借神五为儿...

“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但是又都有一个臭皮囊。在正常情况下，人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在起作用。人是受意识支配的，但是到了挨饿的时候臭皮囊起了决定性作用。人的意识完全让位于臭皮囊，人失掉了任何理想，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吃’。这是一段极特殊的人生经历，一个没有意识的经历，人退到了野兽的状态。”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

图为1936年，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和杨梨音的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按：千家驹，著名经济学家，一个自幼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中共八级高干，曾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愤而跳崖自杀未遂。他说：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其后的运动中，背负着家庭负担的胡思杜惶恐至极，积极向组织靠拢，努力改造思想。根据要求，他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和父亲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的文章，他直接大骂父亲是国民党的“忠实走狗”、“甘心为美国服务”、“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失去了一切赖以生活下去的信念，精神彻底崩溃了，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上吊自杀身亡，年仅36岁。

北京的干部子弟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思想性格大体上有些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一般青年人不敢干的，他们敢干。这在“充分发动了群众”的文革中显得特别抢眼。 我在读“大三”“大四”（1963－1964）期间，曾与一位高干子弟同宿舍，其父是位五级干部，很有些资历。他曾说起，有些干部子弟、特别是上了大学的，多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谁都敢骂。 文革初期，北京最早被发动起来的就是在大中学校学习的干部子弟。他们最先组织了“红卫兵”和各种战斗队、积极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在学校最先批斗校长和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