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积极表现的女青年。（图片来源：网络图片）中共自其成立以来，尤其在建政之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戕害了数不清的中国人，让受害者和其家人饱受折磨，其残暴、无耻、荒诞实在是难以写尽，且迄今未休。尤其在十年文革，罗织荒唐、荒诞罪名的戏码达到了极致。大陆出版的《极左...

当江泽民被招进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时，可谓提心吊胆，恨不得“见人就磕头”，希望大家帮他打打圆场。在见到李锐时也请他给自己说点好话。

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政府消灭了商品房市场，包揽了房屋的建设和分配，不过政府把大量资源投入重工业，无力建房，造成了房屋的紧缺。因而红朝建政后三十年里，人们的住房条件非但没有改善反而下降。

黄炎培曾警告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答道：“正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今年中共纪念百年，正好是五世，而民主人权已经成了敏感词，难道习近平已经忘了毛泽东“人亡政息”的预言？

宋祖英还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证“红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调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车一同去中央台录音棚录小样，在车上这位女歌手无意中打开工具箱，赫然发现一张“中南海红卡”，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大学教材中的毛概、马原、思修、近代史和人民币的颜色对应了起来。

周恩来将各种文件、信件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字后，迅速下达全国执行。毛泽东隐藏在幕后，周恩来在前台上窜下跳。实质上，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阴险做法。他老谋深算，在幕后策划、指挥、操纵，让别人在前台充当打手。事情办好了，归功于"伟大领袖"；办砸了，你们去找替罪羊。所以，"文革"后，"伟大领袖三、七开"，一切罪责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承担。

【1971.5.23林彪给毛泽东的最后信稿】这封写于林彪出逃前4个月的求饶信并未正式送交毛，中共虽然早在九一三后不久就从林彪住处抄出此信，但从未提及此信，直到2012年1月《炎黄春秋》发表《吴忠谈“九一三”事件》时才为人所知。有军情背景的余汝信后来公开了信稿照片。

供销社利润好得很，垄断经营化肥、农药、种子、农资等。 据不完全统计，近5年来，至少5个省级供销系统一把手被查，超过10个地级市供销社主要负责人落马。调查人员形容供销社系统，就像没人看守的菜园子。其实，这种供销社腐败是必然的，这也是中共党无人监督的独裁特点决定的。

1933年饥荒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执行了两项重要任务。首先他们将饥饿中的乌克兰人同外界隔绝起来，不让往灾区运送粮食，而乌克兰人也不准离开住地。所有的火车被克格勃占据着，没有特别通行证的人被赶下火车，甚至一些乌克兰的国家干部也未能幸免。

文革初，高干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破四旧〞。当他们的父母被批判时，有的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贺龙女儿贺捷生就是其中之一。 21:21:11贺捷生，贺龙与第二任妻子蹇先任之女。文革中写大字报称：她爹为〝贺贼〞、〝混蛋〞、〝土匪头子〞，两位养父是〝匪〞，揭发父亲：广结党羽阴谋政变，生活腐烂透顶。

1989年6月4日早晨，催泪弹烟雾消散后的六部口。（六四档案图）六•四时，我是北京一所高校的学生。六•四灭绝人性的屠杀发生时，我在现场。当时两颗子弹先后击中了我，使我一度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在我的周围，许多人失去了生命，更多的人则留下了伤...

"看到了。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他们不知道怎么过桥，桥上没有木板，只挂着铁链。过了河的老百姓都被枪毙了。"居然让"老百姓在前面带路"。当时的双方都知道，那是一场生死之战，这时把老百姓顶在前面，实在无法解释。"带路"肯定说不通，走在一座桥上还会迷路不成？

1949年后，中共镇反运动，在全国各地抓捕杀害反革命分子。（网络图片）一九四九年底，中共上海市南汇县泥城地区首先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徐月英、严根发。第二年八月，奉贤县处决了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县处决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汇县结合土地改...

陆洪恩，上海乐团指挥，66年5月28日因“反动言论”被逮捕。68年4月27日，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曾经和陆关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在书中回忆，审讯最后，陆以20分钟的演讲，全面地指责了文革之罪，他说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苟且偷生。

1948年，共军（林彪部队）攻打锦州。（网络图片）提要：斯大林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毛泽东中共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的内战期间，苏俄帮中共组建了210个步兵师。苏联对中...

这些当时把革命口号叫的最响的中共省一级的干部没有一个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农民，农村生活更是沾不上边。他们虽然在农村待过，但不但不愿意过农村生活，甚至连在城里当教师都不愿意，一心想着通过投身政治来出人头地。他们的所谓革命造反就是冒险和赌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成了气候，当上一方诸侯，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头上那顶乌纱帽，为此竭力逢迎最高领袖，唯恐跟得不紧。

1976年2月3日，中央发出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当天晚上毛泽东问汪东兴、毛远新、张玉凤和我：“人事按排一步，下一步我驾崩了，谁来当毛泽东？”沉默了一段时间，汪东兴说听毛泽东安排，我们照办。毛泽东说：“在问你们，不要说我太独裁。”大家还是沉默着。毛远新先开口：“江青、华国锋、王洪文以及汪东兴、纪登奎。”毛泽东加了陈锡联的名。

右派的妻儿们，仍在社会中，体制内，不受敌视，却受歧视，不入五类，仍属另类，不受监视，也受内控，尤其在政治统帅一切的社会，政治生命第一，妻儿们被政治歧视所受压力，是生活加精神的双重重压，历朝皆无，亘古鲜有：那讲“亲不亲，阶级分”的年月，逼亲人的亲情，要变敌情，不反目成仇，认亲为敌，便成反党同流。这种惨酷地亲情撕裂，便是人性扭曲的熬煎。超越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磨难了。由此而夫妻龃龉、父子成仇，千古畸态，几成常态

江青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合照。（图片来源：维基百科）网上有一篇文章《毛泽东与江青是何时开始不同居的？》：毛泽东在晚年时期是基本上一个人睡觉（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后来到游泳池），即不再与江青同居。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具体什么时候与江青不住在一起，不过男女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