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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的北大同学

—北大反右运动中的遇难者

作者:

刘奇弟

我已经改正、平反二十年了,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过上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然而有一块重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每当回忆起往事,夜不成寐或独自向隅而思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流泪。许多当年的同学和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人,无论是在当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批斗和围攻,或是在后来的劳改生涯中,面对捆绑吊打和老虎凳这样的残酷折磨,我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可是每当我想起被杀害的刘奇弟和张锡锟两位同学,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刘奇弟和张锡锟都是我当年北大的同学。刘奇弟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张锡锟是化学系三年级的。刘奇弟,湖南人,铁路工人子弟,不仅在专业学习上优秀,而且擅长作曲、指挥并能拉一手优美动听的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经常晚上用小提琴拉“牧羊姑娘”和马思聪的“塞外组曲”,曲调幽怨感人。我也爱好音乐。因为同住在二十八斋的三层,我曾寻声去找过他。他向我讲述了五五年在北大物理系因替胡风鸣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并被绑在窗户上的经过。此后我们成了朋友。五六年经甄别平反后,继续在校读书。五七年在那场整风运动中,他在北大大饭厅的南门贴了一张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并附了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黑;忠臣血撒地,鬼哭神嚎”(因为当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要知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名是伟大领袖钦定的,刘奇弟贴大字报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公开向伟大领袖挑战吗?当时我就认为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不过我却为他的勇气和胆量所折服。当时他曾经对我说过,在他贴这张大字报之前,是意识到会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的,但他却毅然这样做了。于是在系里和全校遭到了批斗和围攻,但他不为所动。一个人为了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而甘愿做出牺牲,这是令人佩服的。

稍后我与谭天荣等几位同学发起组织了“百花学社”,刘奇弟想加入,可有的人不同意,因为刘奇弟的言论过于激烈,担心他加入后会对“百花学社”造成不利影响,可我坚持吸收他加入。我认为,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当时的文艺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既然刘奇弟能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有甚么理由害怕他加入呢?我们这些人不都是为追求真理、不畏权势而组织起来的吗?最后还是让他加入进来了,逐渐我们成了莫逆之交的好友。

到反右的后期,全校的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为了创办“百花学社”的刊物《广场》,当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九月份,天气凉了,我身上只有一件单衣,是刘奇弟从身上脱下了一件线衣给了我。反右运动越来越激烈,我估计迟早自己要被捕,因为“百花学社”被定为“反动组织”,后又被定为“反革命小集团”,而我被定为“百花学社”的幕后组织者,我就是穿着这件线衣逃跑的。我被捕后,这件线衣一直穿在我身上,直到十五年刑满后当“二劳改”,七六年在大兴安岭伐木时,因为我揭发劳改干部贪污盗窃被弄到深山里吊起来两个月,在清理帐篷时被人发现这件补丁摞补丁的破线衣,以为没人要了,给扔到火炉里烧掉了,使我感到万分痛心。

刘奇弟被捕后跟我一样被判刑十五年,他先被发送到团河劳改队,后转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兴凯湖劳改农场劳改。他在五分场,我在四分场。自从我被捕后我们就一直没再见过面。后来从五分场调到四分场一批犯人,有个叫孟福五的犯人告诉我,刘奇弟因为不认罪,多次被吊起来拷打,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一九六一年疾病加冻饿死在了小号里。

刘奇弟被关过的那种小号,我也曾被关过五个多月。小号的寛八十公分,高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人站不起来,躺着伸不直腿,地下铺着二十公分厚的稻草,身上戴着铐镣,一天只给三两八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天气里,能活着出来,那真算是“命大”。

刘奇弟本来身体十分瘦弱,又有结核病,不要说关小号,就是一般犯人处在兴凯湖劳改农场那种恶劣的环境,十五年他是活不出来的。我所以能够从劳改队里活着出来,那纯粹是侥幸罢了。

张锡锟

张锡锟,化学系三年级同学,在“百花学社”成立前他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三害根源”,在文中张锡锟明确指出:“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在于制度。这张大字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文中提到了“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两面性……,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文中还提到了等额选举的不合理性、在民主集中制下集中过多的弊端以及人人在宪法面前应该一律平等等。当年像这样一针见血地把问题提到了要害之处的大字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大学里都是不多见的。这张大字报有幸被选进了邓九平和钱理群先生编辑出版的思忆文丛《原上草》里。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看后您会感到有一种心灵的震撼的。要知道,那是四十多年前由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无名之辈的青年学生从心底喊出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在当时虽不能为当政者所容,但对今天和今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业仍然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另外,他还写了“卫道者逻辑大纲”和“人性的呼唤”两篇大字报,驳斥左派卫道者逻辑上的荒谬,呼唤人性的回归。

“百花学社”成立后,张锡锟加入了进来,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给我的印像是,此人敦厚踏实,朴实诚恳,忠厚热情。他沉默寡言,从不爱出风头,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反右后期,“百花学社”被迫宣布解散,印《广场》的纸张和稿件也被当时的《工人日报》出版社扣押。为了抗争,“百花学社”的成员不少人把自己的衣物卖了,孙传仪同学搞了部手推式油印机,我们又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在我住的宿舍里刻蜡版油印。我们连续干了四个昼夜,其中张锡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他这种默默无言,埋头苦干的精神,让人很受感动。当时人们称以张锡锟为代表的我们这些人为实干家。

我被捕后一直不知道张锡锟的消息。七九年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听说张锡锟后来被枪毙了,详细情况是八六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青岛遇到张锡锟的妹妹张锡铮才知道的。我被捕后,他跟其它右派同学一样被送去劳教。六九年林彪的“一号文件”下达后,他由北京劳教队被转到了川北的一个劳教队,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六年底被枪毙了,罪名是“企图组织逃跑”。既然是“企图”,又没有构成事实,何以被判死刑呢?那时是没有甚么法律可言的。

对于张锡锟的死,他妹妹张锡铮八○年去川北那个劳教队问过,要求给张锡锟平反,可劳教队的干部说甚么也不肯,他妹妹也没敢继续追问下去。因为张锡锟还有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儿,女儿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怕再折腾下去,会影响孩子的前途。要知道,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也开始拨乱反正,但因为过去的极左路线思想的影响太深,再加上过去党的政策往往是朝令夕改,因此人们担心,今天虽然给右派摘帽、改正,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

张锡锟死后,妻子改嫁,女儿随母亲改姓,此后便很少有人再提到他。听后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悲凉。

刘奇弟、张锡锟等一批同学和友人死了,而我却仍然活着。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觉得自己好象当了逃兵一样,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责心理一直在噬咬着我的心灵。这么多年来,刘奇弟和张锡锟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寐之中。记得有一次我刚结婚不久,梦见刘奇弟被打得满身是血,我一蹬被子吓醒了。我爱人问我是不是又做恶梦了?我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她,说着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我爱人了解我的性格,我是不会轻易掉眼泪的。她劝我说:“过去的事情别老再想它了,他们已经死了,你又没有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老想过去的事情又有甚么用呢?我们现在过的不是很好吗?今后你别再惹事,别再自讨苦吃就好了,你前半生遭了那么多的难,九死一生好歹活出来了,今后咱们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是呵!我有甚么能力去为他们平反昭雪呢?但他们的冤情却象一块重重的大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上,我为自己的无能、无力感到无奈和痛苦。近几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当我回忆往事,想到他们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自己,潸然泪下,是我的感情变的脆弱了还是甚么别的原因,我说不清楚。鲁迅先生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但对于刘奇弟和张锡锟,我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忘却的。我知道天国是虚无缥缈的。如果天国真的存在,我盼望着不久的将来,能与他们在天国相会。也许到那时,我内心的痛苦才能消失。

贺永增

贺永增,北京市人,当时是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同学。他岁数较我们大很多,那时已是二十七岁。在北大整风反右期间,他与本系的助教周铎老师共同组织了一次“控诉会”,由英语专业一年级的顾文选控诉他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在杭州公安局遭受的迫害,为此他被打成“控诉会”的幕后黑手,又因为他自己并动员顾文选加入“百花学社”,被打成“反革命”,是我的“同案”,判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在北京监狱服刑。判刑后我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时,得知他在六○年在北京监狱自杀了。我感到很吃惊。按说,他年龄比我们大,社会经验也较多,不应该走这条路。他家住北京辟才胡同,我到他家打听过他的情况。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自杀的详细情况,那时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人民”,因此也不敢追问。

我逃跑时曾去过南斯拉夫大使馆。那时各国驻中国大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而南斯拉夫大使馆不在东郊民巷,而在后园恩寺,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条胡同。贺是老北京人。他告诉了我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所在地。贺本来有病,我想可能是病痛的折磨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才走上了自杀这条路的。贺对形势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反右开始不久,他告诉我现在北京市公安局,派了大批警察带上北大的红牌校徽(教职工带的)和白牌校徽(学生带的)进入了北大,专门监视北大右派的骨干分子,你已经被盯上了。的确,我也发现北大突然出现了不少新面孔,我走到那里都有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眼镜的人老在后面跟着我。贺还对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再顶风上了,应该采取退却策略。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百花学社”的主要成员,并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声明“百花学社”和“广场”的问题我负全部责任,企图让参加“百花学社”和“广场”编辑部的同学过关,后来才知道这根本无济于事。反右后,毛又搞了“大跃进”,可能贺认识到毛的个人独裁已经无可挽回了,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他感到没有希望了,于是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实在令人惋惜!

顾文选

顾文选,浙江杭州市人,1949年前是杭州市公安局的留用人员。顾酷爱文学,特别喜爱诗歌,对胡风歌颂新中国的长诗“时间开始了!”非常赞赏。“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爆发后,他受到牵连,再加上他又是留用人员,平时他对杭州市公安局对犯人的非刑折磨就有些不满,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在杭州市公安局他受到了捆绑吊打等严刑折磨。五六年是解放后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的一年。那时中央提出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他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他向同学们讲述了自己在杭州市公安局所受到的非刑折磨的情况。整风开始不久,由于刘奇弟贴大字报要求给胡风平反,特别是林希翎来北大演讲,谈到了五五年肃反扩大化问题,于是贺永增和周铎便组织了一控诉会。控诉会在北大大礼堂举行,与会者有一千多人,由顾文选讲他在杭州市公安局遭受迫害的情况,许多女同学听后都哭了。控诉会在北大影响非常大,引起起了校方的特别关注。江隆基书记就说过“你们向党提意见,我们欢迎,但搞控诉会是不恰当的。”顾在控诉会上的发言后来登在了“广场”第一期上,题目叫“一个人的遭遇”。为此顾于五七年末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判刑五年,在团河劳改农场服刑,六二年刑满后强迫留场就业。

六二年中苏关系恶化,那时的朝鲜是亲苏的,亲中的金日成长时间已不露面,他错判了形势,逃到了朝鲜,结果被引渡回来,开公判大会枪毙了。那次公判大会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了,以上情况就是李雪琴对我讲的。

黄宗奇

黄宗奇,河北省乐亭县人,一九四八年入党,贫顾农出身,北大哲学系调干生。在反右运动前期,他曾是反右领导小组成员。随着反右运动的激烈化,对右派分子的批判会由说理批判变成了斗争大会,由只动嘴不动手,变成了手嘴并用,对被批斗的右派分子推推搡搡,而且往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身上泼脏水,搞人身攻击,被批斗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黄宗奇反对这样做。他说批判右派分子的错误言论应该是说理斗争,不能搞人身攻击,更不应该动手动脚,既然是说理斗争,被批判的人也应该有发言权。这下坏了!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因为觉得自己是贫雇农出身,又有八年党龄,不服气,跟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人发生了争执,于是被清除出反右领导小组,并把他关进一间屋子叫他反省,而且派一个同学看着他。他气不过要跳楼自杀,被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拉了下来,两人动了手。看管他的那位同学是校篮球队员,身体强壮,他当然不是对手,于是便拿出一把随身带的水果刀,将那位看管他的同学的脸上划了一条小口子。这下可好,以“右派现行反革命杀人罪”被判了死刑,五八年被枪决,并且向各大学发表了公报。临上刑场前,允许他跟老婆见最后一面。见面时他跟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要另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临死前说的这些话都被记了下来。文革期间那么乱,但法院的档案却保存的很好。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开始给右派改正。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阅了黄宗奇的档案,认为这显然是一起冤案,又找来当年看管他的同学了解情况。这位同学如实谈了当年他与黄动手的真实过程。他脸上的小口子连个疤痕也没留下。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做的工作做的确还是不错的,到乐亭县找到了黄原来的老婆,但她已改嫁,又在唐山市找到了他的当架子工的儿子,给了2000千元钱,算是为黄宗奇落实了政策。在给北大右派改正落实政策当中,应该说这是落实的最好的。七九年我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改正、平反、落实政策,关于黄宗奇的事情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我就是从这里了解到关于黄宗奇的情况的。

林昭

林昭的情况不用说了,纪念她的文章很多。

敖乃松

敖乃松(?——1973),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新婚之际因给本系领导提了几条改进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具体是什么意见,不清楚),旋被送往北京南郊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不久新婚不久的妻子被他人霸占,因此他把自己与妻子的恋爱写成一部书的信念,成了他活着的唯一精神支柱。但不幸的是,小说被当时的管教发现,并视为严重的罪证,敖自杀未遂,自此之后受到更加严密的看管。绝望之中,敖乃松于1973年3月28日投湖自杀(杨莉藜)。自杀前敖乃松还买了一瓶白酒,写了一张纸条压在酒瓶下面,上面写着“我死后有哪位难友下水打捞我的尸体时,天气凉了,一定喝点酒暖暖身体再下去,以免感冒。谢谢,来生再见!”他临死还表现出他对别人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任大雄

任大熊,浙江杭州市人,五六年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留校当助教。反右前夕他与同系的陶懋颀助教一同翻译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我也参与了),为此任、陶都被打成“右派”,但当时处分得并不太重,没有被送去劳动教养。但在六○年他与北京某些大学的青年教师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此被判了无期徒刑。在文革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往事微痕》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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