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作为接受国民政府中央领导的地方武装，在抗战期间私通日特与汪伪，定期出卖情报，换取日军默契，宽容中共自己的武装，集中力量打击其他抗日军队。 中共与日本中国特务机关，汪伪特务总部均有直线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联系。与日本特务机关联系主要通过前日本大使馆情报部主任岩井，而与汪伪的联系是直接与汪伪特务委员会秘书长、警政部长李士群直线联系的。

师永刚：胡适在1936年1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其后，胡适再发文《张学良的叛国》，完全否定张。1950年胡适感叹:“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

89年4月25日上午，李鹏由杨尚昆陪同到邓小平家汇报北京市委整理的学运情况，邓在讲话中将学运定性为动乱，旨在推翻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李鹏连夜传达邓的讲话，将邓推向前台，邓及子女对此不满。

导演王云龙花了近十年时间走访众多知情人士，遇到不少拒绝回避，甚至质疑，一度心灰意冷，但曾与卜琴父一起工作的著名作家白桦接受他访问时喊出：“还中国以真实，还卜琴父以美丽”，使王云龙深受鼓舞，决心为历史留下见证，这宗被中共掩埋四十多年的血腥荒谬事件终能渐见天日。

1989年5月29日收到我的同学——湖北电视台新闻主播石萍女士来信，信中只有一句话：“共产党会不会开枪？”我当即给她回信：“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她收到信时，北京正在屠城。英国解密六四外交档案：约1万平民死亡。

张世军，70年生，山东滕州人，首位公开忏悔的89戒严部队士兵。六四之后，因同情学生，被勒令退伍。92年，获刑3年，罪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2009年，向胡锦涛递交《一个戒严士兵的公开信》，谴责屠城，反对独裁，要求民主。今天，他重返广场，纪念为自由献身的学生。

捐躯的大学生们理想主义的热情充盈胸膛，放下书本，怀揣愿望走向广场。其实你们并没有缺课啊，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就是课堂，你们还以热血给世界上了一课，留下揪心的警示与未竟的担当……对话学生和社会各界要求与当局对话，他们居然喷出机枪的火舌作为回答，目的是令不同的...

苏区的中央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后来成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49年后，曾有过一名命运极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 他是旧时学霸，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 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被枪决。 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

三十年前的一月，北京长安大街出现了哭送「好总理」的壮观场面；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反抗「秦皇」暴政之四·五运动。 三十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洪流涤荡著独裁政权的种种污泥浊水，让魑魅魍魉一一原形毕露，周恩来也不能例外。 对周恩来...

1989年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学生运动，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超过了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堪与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西方称“韩战”）媲美。就军队调动和投入的规模而言，这几乎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是这场战争没有武装的对手，所谓的对手只是和平请愿的学生和民众，他们绝大多数人手无寸铁，少数人手中的所谓“武器”，也仅仅只是石头、砖块、棍棒而已，根本无法与解放军戒严部队所拥有的步枪、冲锋枪、机枪相抗衡，更不要说装甲车、坦克了。

913事件后，毛说，林彪帮了他一个大忙。这话只有周恩来最能理解，他洞悉林彪已是毛甩不脱的负资产。不过，这个忙是潘景寅帮的。潘妻受了十年委屈后获得一纸“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加500元抚恤金，7000元补偿。 结论是——用一架专用三叉戟、一个顶尖的飞行员，换取林彪的一颗头颅。

吴仁华表示，自己为什么要研究军警死亡的问题呢？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六四以后一直说，因为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军队才不得已开枪镇压。吴仁华对军警死亡数字的研究结论是：军警总共死亡了十五人，其中有两个武警。吴仁华分别列出了他们的军衔、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只要对方是反革命、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因为革命至高无上。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想借打人甚至杀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被开除党籍）不仅不制止还鼓励红卫兵，他的讲话使红卫兵及造反群众的打人、抄家运动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

“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周恩来75.6.16.22时”。

2时30分，约百名解放军在历史博物馆旁马路对面趴在地上，瞄准群众开枪，群众四散逃跑，但数分钟后又折返运送尸体，军队再开枪，10至15人倒地。......清晨5时30分，50辆装甲车、战车和卡车组成的第2支部队通过东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解放军用吉甫车上的两台机枪扫射约15分钟。......6时20分，约40辆武装车组成的第3支部队由东长安街东边进入广场，以机枪对群众扫射约10分钟，造成许多人死伤。

事故发生时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厂长维克托·茹柯汉诺夫。右侧站立者是受审时的茹柯汉诺夫，演员形似神也似。1986年8月苏联官方调查报告中认为茹柯汉诺夫渎职，而在此之前茹柯汉诺夫仅有煤电厂的工作与管理经验，想起牛群的相声，外行管理内行没有不出事的，但是外行当上厂长才是更大的问题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赵紫阳激情地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作出了最后的劝告，劝学生停止绝食：“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那一天”。临去天安门之前，他口中喃喃自语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想的是自己已经老了，无所谓，做好了“入地狱”的思想准备，他希望年青学生活下去实现“四化”，而不是进地狱。从赵紫阳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五月的言与行看，他绝不会传话，也不可能传话（实际上他已下台）给柴玲让学生坚持到“六四”天明。

赵紫阳指：“我们这个党现在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触动核心集团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层，核心集团之后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国营民营企业管理层，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靠后的是工人，农民垫底。利益不够分时，下层就没有了，有时还要被剥夺走已经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