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钊和杨尚昆是在莫斯科结婚的，她到了江西不久，就和王观澜姘居了。李伯钊是“有夫之妇”，她在苏区和王观澜同居，并没有受到苏维埃法律的约束，可是谁都得承认李伯钊和王观澜的夫妻关系。后来杨尚昆来到江西苏区，李伯钊又弃王而就杨。在谈到苏区男女关系的时候，金维映、邓小平和李维汉的三角关系，又是另一种方式的典型。一九三三年邓小平被国际派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执行者，而遭整肃之后，金维映即与邓小平分离。由于工作关系，金维映与李维汉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久便和李维汉没有经过任何手续而结为“夫妻”，而且得到“公认”。

几天后林先生和弟弟上山劳动中，被几个逃亡出来的人拉着，告诉他们兄弟快逃跑吧，中共政府官员出卖了华侨把他们登记的名单交给了红色高棉，柬共部队拿著名单抓人，并当众处决，林先生的哥哥也被杀害了。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美国调停宣告失败。美国开始认真援蒋，但为时已晚。毛泽东20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打通苏联”，已经大功告成，而且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实现的。毛泽东在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忽然，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立奇·列宁图书馆旁边的大楼外也站着一排整整齐齐的队列，大多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莫不是出售什么国家珍宝吧?苏联解体之前什么都可能发生。先排个队再说，我赶忙站在一位白发妇女后面。过了一会儿，老人回过头对我说：“年轻人，你也来退党吗?这个党看来真的没什么指望了……”

说书者一枚：陈公博狱中遗作《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当年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汪精卫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汪精卫总是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当时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瀑布沟大坝工程位于四川省雅安市汉源县和凉山彜族自治州交界处，最大坝高一百八十六米，据说后来被授予“堆石坝国际里程碑工程奖”。工程涉及移民九万多人，其中许多是彜、藏、回族居民。由于赔偿不足，强迫拆迁，遂引发居民和工程建设的冲突。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晚，约十万名居民包围了施工场地，并冲破警戒线，到电站大坝上阻止截流，迫使工程停工。后遭到武警和正规军的血腥镇压，死伤人数未公布。据说武警水电部队有人员伤亡，组织和参与反对活动的人员被秘密处死。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当年共产党这样痛批国民党。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幷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

在外交部搞文革，心毒手辣：抓了三个牛鬼蛇神，一是李昌，仅仅因为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恶霸;一是宦乡，从他家抄出的美金，成了他里通外国、做间谍的证据;一是浦寿昌，留美博士，做过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整这三个人不但事后看是整错了，当时看也不符合大方向，大方向是整当权派嘛;陈毅的目的明显是牺牲小人物以保护自己。

1949年进城后，不少中共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离婚案即达117万件...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1927年6月2日晚，清华大学南城府街的刚秉庙，夜色凝重，一代大儒王国维的灵柩停放于此，一群年轻的学生站在灵前，含泪行三鞠躬礼。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来到门口，眉头紧蹙一言不发，走到灵前咚的一声跪下，行起了三跪九叩大礼。这位中年教授叫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

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土匪集团，土匪集团的根本特征或曰潜则就是：杀人越货的时候希望人多，坐地分赃的时候希望人少。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可同苦不可同甘”的极致......著名学者傅国涌也揭露一个机密，1949年5月南京易手时，中共中央对处理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指示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渐淘汰。”李慎之评论说：“怕不止是南京，是对全国地下党的。”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1.13亩，当天收割了1.075亩，收到干谷140217.4斤，折合亩产130434.14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网络图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文革的受害者，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王光美无疑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但是她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

在政治话语取得绝对霸权的社会里，留给个人的仅有一条狭窄的宣泄渠道，就是谈性和性交，于是这条渠道便汹涌澎湃，一泄千里，不可收拾。这部分的恶性膨胀势必挤占了伦理道德升华的空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一种机制能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场所变成群体性的娱乐场所，而且在这种场所中如果正常谈论社会、时事、人生、友情，甚至自我发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都可能有“传播小道消息”、“拉帮结派”、“散布反动言论”、“诋毁毛泽东思想”之嫌而招来麻烦，只有谈论性交最安全。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

对腐朽的“旧社会”的不满，使张伯驹对“新社会”盲目地信任和向往，使张伯驹不惜逐步把自己倾家荡产而积蓄的宝贵藏品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国家(对于中共党国，政府即国家)对他的亏欠。这是张伯驹的悲剧，也是许多尚未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绿林中的著名的人物杜月笙。（网络图片） 杜月笙，名镛，号月笙，江苏省上海县（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他幼年辍学，混迹江湖，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的著名的人物。他为人仗义、行事果断，又十分懂得观形度势，拿捏分寸，因此，在〝...

大饥荒不是它们的错，人民吃顿饱饭是它们的功；发动文革不是它们的错，结束文革是它们的功；制造冤案不是它们的错，拨乱反正是它们的功；闭关锁国不是它们的错，改革开放是它们的功；贪官遍地不是它们的错，查处腐败是它们的功……它们从来没有错，它们就是为立功而生的。

东北野战军中究竟有多少改编的日军，现在要搞清楚可能已经非常困难，毕竟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不过在日本有个四野战友联谊会，这个联谊会每年都在搞活动，一大帮当年在中国战斗过的日本皇军聚在一起回忆当年在中国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打国军打的太爽了，皇军当年没做到居然跟着街坊军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