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虽讨得“戒严”令牌，北京如囊中垂手之物，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也看到天下民意已昭然于广场，邓小平沦为“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取而代之，不在此时，更待何时？但是，杨毕竟是跟毛泽东玩过的主儿，任何时候都会留一手，而且邓小平当时曾消失了一阵子，谁也不知道他去过哪儿，最终令杨尚昆不能“黄袍加身”者，究竟是元老们的反对，还是他那身后庞大的督军？“武装政变”的实质便在这里。

这里是木樨地，是最早开枪、杀人最多、“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儿子被打死之处。但在屠杀后的6月4日清晨，竟有几十辆装甲车在这里被军队放弃，任由激愤的群众将其烧毁。后来CCTV播放“平暴”纪录片，把群众烧毁装甲车的场面放在前，把军队开枪放在后，我一直怀疑这些装甲车是被用来当道具的。

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独自一人走着，中途碰着谁了，打一招呼，接着走，“唆”的一颗子弹就擦我嘴角过去。我的脸本能地偏右，顿时眼冒金星，一股热流“嗡”地从脚板涌上脑门。我傻了几秒钟，不行啦，真他妈开枪啦，而且不是传说中的橡皮子弹。我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那子弹就边“唆唆”地追我，脑袋、胳膊、腰，一阵阵“唆唆”，一阵阵麻，子弹头射着周围的地砖，炸起一道道火星星。我的裤裆热了，估计是出小便了。幸亏我个儿不高，目标小，捡回一命。

1972年2月21到2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为了掩盖中国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主掌的国务院亲自导演了一场造假闹剧。

开枪命令虽然是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过程中才下达的，原因是遭遇到群众的强力阻拦，但下达开枪命令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事先已有所准备的，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在下达进军命令的时候，就明确要求各部队必须“全副武装，在遇到阻拦时采取一切强行措施”，因此，各解放军戒严部队奉命出发时均携带了包括子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只是多数部队在接到开枪命令之前，统一将携带的子弹装在箱子中，交由专人保管，没有分发到官兵手中，在接到开枪命令后，才将子弹分发下去。在此之前，除了一些特定的军官，其余军人的枪膛中均无子弹。

根据国内所提供的数字，「六四」北京镇压之后，在全国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个月内，共产党在全国各地枪毙了参加暴动以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仁人志士，就达两千八百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参加过暴动的年轻人，一排一排曾高呼着口号要推翻共产党的年轻人，被共産党押向刑场执行了枪决。这样的图片在中国广大的民间都被保留下来了。

到会的有十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二名书记处书记、一名候补书记。会上，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名书记处书记发言表示支援邓小平的三点意见。赵紫阳发言表示对邓小平的三点意见不理解、难理解。胡启立发言表示，以政治局名义请小平同志到会作指示，实际上是对邓的三点意见的不赞同。芮杏文、阎明复发言表示，在事件未明朗前，要保留自己的意见。

另一位当时在场的女性医务志愿者回忆说：一群戒严部队军人手持棍棒，试图殴打这些为了保护伤员而滞留不走的医务人员，幸亏一位随军的女军医及时赶到大声喝止：不能动这些医务人员，国际红十字会有规定，即使在战场上都不能动敌方的医务人员。1989年6月4日清晨5时，徐珏夫妇沿着长安街寻找儿子，看到街道上血迹斑斑，有很多受伤的学生、压扁的学生……他们终于在医院看到一份名单，第一个就是吴向东的名字，他以为是受伤者名单，其实这是一个有50多人的死亡名单，医生说政府不让救人，连盐水都不让输……

王维林下落如何？王维林只身堵坦克的画面感动世界，成为全球反抗暴政的图腾。全世界都在寻找王维林。江泽民2000年回答华莱士询问时称绝对没逮捕，他也不知道下落。美国加州伯克利专家根据录像推断，王维林被三个便衣掠走，一定会交给戒严部队，凶多吉少，被杀可能性大。只能等未来中共秘密档案。

六四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惨剧，也是世界现代史上少见的惨案。这个事件的惨烈在于，几十万钢铁之师进攻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学生，在邓小平“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天安门的命令下，使千百个学生市民惨死在枪口、惨死在坦克的履带下。这个事件，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日益显现。

人们将从复兴医院拿到的血衣展示给官兵们看，血的事实震撼了整个二十八集团军，军心涣散，许多士兵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士兵把枪枝扔进护城河。靠近木樨地立交桥有七，八十辆军车，官兵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倾听民众述说，整个部队失去控制。

沿着巴黎公社的轨迹，后来发生了一些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波尔布特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进了人类文明的岔道。权力更集中，更不受制约，还造成大量的血腥屠杀和灾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大倒退。我们不能罔顾这些事实，还去留恋巴黎公社。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着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

该士兵与战友对什么感到相当愤怒？以致于接到上级的开枪命令时，他们启动机关枪朝前方的人群扫射。当此一暴行结束时，有超过1,000人死在街头，他们几乎都是一般的平民。士兵们随后以汽油焚烧尸体，后有直升机将尸块运走。

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进京之前，许多其他进京的戒严部队只有军官配发足够的子弹，正、副班长每人配发五发子弹，士兵们根本就没有配发子弹。在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紧急空运抵达北京南苑机场之后，其他戒严部队的士兵才每人配发十发子弹，而第十二集团军部队的士兵却每人配发一百三十发子弹。第十二集团军并接获明确的命令，在执勤过程中可以开枪扫除一切有碍于完成任务的人，不像其他戒严部队没有命令不准开枪。

89年6月4日清晨，六部口，追轧学生撤离队伍的坦克编号106，现场弥漫着从坦克发射的军用毒瓦斯。北京商学院19岁女学生龚纪芳吸入过多毒瓦斯死亡，政法大学女教师张丽英昏倒送院急救。

数千人，其中大多数是无辜平民，在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城时被杀害。在被杀的人当中，有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事。士兵们坐在装甲车上，用机枪朝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和学生开火。当军队的军车突破后，士兵们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朝街上的人群喷射子弹。目击者们说，一些装甲车甚至压了一些在阻挡的平民面前犹豫的步兵。

【六四受难者名录】孙宝河：山东省济南市人，时为中专学生。曾参加济南市各界民众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当时群情激奋。89年10月被济南市中级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终年19岁。有人称，孙宝河并没有在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时放火烧车，只是提供了打火机。

大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帽子都给我戴遍了。我成了北京大学集戴帽子之大成的显赫人物!

1966年5月28日，在三线建委传达中央《五一六通知》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彭德怀又成了被批判对象。李井泉声色俱厉要他承认庐山会议上揭发出来的一系列罪行，要他交代到西南后所犯的新的“反党活动”。陪同彭德怀视察的一些人也突然变脸，落井下石地揭发彭德怀“到处放毒”“伪装艰苦朴素”“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妄图翻案”。这样彭德怀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而且是“现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