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半夜，翦伯赞夫妇在换上新衣后，服药自尽。次日早晨，当看守他们的杜铨师傅推开家门后才发现惨剧的发生。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是三呼“毛主席万岁”。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王光美以后任过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等等众多的职务。目前已经离休，安度晚年。1987年10月，蒯大富刑满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蒯大富和王光美最后都不是反革命。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时的矛盾不是中共说的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而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其贫穷落后的原因主要也在于此，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董时进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共党基本理论的谬误，事实的虚假和共党的真实意图，这是共党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所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而是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据说，三分天下，他只有其一。如果生前大权就被篡夺，死后便可想而知了。为了保住大权，他曾经发动了反右派、反右倾、反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斗争。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解决问题。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形势反而更加严重了，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刘少奇在中共建政后最臭最臭的一次讲话。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他说：说到选举，有些人就常常想到‘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这句老口号。无疑问，过去在蒋介石反动的独裁政权底下，提出这个宣传口号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那是有它...

逐个地捉拿彭罗陆杨，正显示倒罗瑞卿是毛泽东缜密部署、从容操作的一步，而林彪还不可能想到倒罗瑞卿会发展成揪斗彭罗陆杨一个集团、进而揪斗一大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与阴谋家”，而且与自己日后蹿升到副统帅竟是息息相关。

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的是“发扬民主”。

40年代刘少奇支持饶漱石抑制陈毅，使陈委屈了好多年。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革命同志之间是很少见的。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但罗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1966年5月25日，在高层授意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以他与哲学系另六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的名义在北大食堂张贴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在北大引起了震动，在中央高层和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北大校方要求聂元梓等人写检查，并将大字报撕下，但聂元梓却只同意写检查，而拒绝撕下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得到了毛的支持，毛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从此大字报风潮兴起。

一个本分、老实、肯干的掏粪工人就这样死了，也许，没有他与刘少奇的合影，时传祥的命运不会如此跌宕。然而，事实是，将时传祥推上云端、推入地狱的那只手都是中共，或许时传祥至死也没明白这个理儿。

刘少奇晚年遭受批斗（网络图片）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然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发出了第一篇讨刘檄文，发出第一个政治信号。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因戚本禹当年下属孟祥才的回忆，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树立反对刘少奇的英雄我开...

1967年5月，金敬迈被任命为事实上的“文化部长”，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成为“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着实风光了一阵。在任期间，他在奉江青之命将她极力想隐藏的早年在上海当演员、与唐纳结婚的一段不光彩历史的有关电影、杂志等资料全部收藏起来后，被江青以“收集中央领导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的罪名投入了秦城监狱，后送至农场改造。

文革中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红卫兵批斗。（网络图片）2006年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逝世，时任领导人胡、温出席追悼会，网络上对这位原伟大的现代女性亦一片赞扬之声，尤其是对她文革中丧夫陷狱，更是无比同情。王光美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作为当时的第一夫人，还...

用有生命的活人充当无生命尸体的革命医学邪恶创举，终于随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的建政，“有限度地”宣告结束，但在特殊部门还有存在。客观上讲：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尸体实在太多了。土改打死的地主；镇反枪毙的国民政府人员；反右自杀的学者；三年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同胞！由于制度的使然和国家保密机制的牢固，国家、军队医学院、医学、药品研究所、科研机构获取活体解剖对象；摘取人体器官十分容易。全国几千个劳改农场、五矿场、有放射性源的铀钴矿场、劳改工厂中有上千万囚犯。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婆娘来电恭贺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捍卫我、保卫我的一套！话的主题还是要求安排她在军队担任高职。”

王光美和刘少奇一同创立的河北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又称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9月）。如果我们今天再阅读一下曾在全国大力推广宣讲的“桃园经验”，便会惊讶地发现：它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而刘少奇的悲剧在于：这些他创立的经验，却都最终成了打倒他们本人的利器。刘、王直接指导的“四清”中，共逼死干部群众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