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周总理要交给我无法完成的任务呢?但林彪跑不了比跑了好的多，这是大局!我认为周总理在当晚有充足的时间权衡利弊。但他两次贻误了拦截时机，最终也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让我来承担“九·一三”事件的历史责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别法庭的任务就是不顾一切历史事实，把“最关键罪行”强加到我的头上，把我打成“最关键罪人”，使我成为真正责任人的替罪羊。然后“宜粗不宜细”的一了百了，盖棺定论。

这个女人，在经受了间谍任务的考验，又经受并支撑过了十年严酷的囚禁生活之后，在平反的那一刻，却选择了离开。并且，这个在朋友看来不适合谍报工作的女人于生命的最后，却用谍工人员的冷静与不动声色安排了自己的结局。

中共曾收编三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

周恩来与江青 以下为黄永胜父子的对话： 子：你最好的上级是谁? 父：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得很好，我很尊敬他。 子：为什么不是林彪呢? 父：林彪当然也是我最好的上级。可是，唉……黄永胜沉默很久，说：“他跑什么跑嘛!...

文革期间，毛泽东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不被清算，决定传位江青、毛远新。毛泽东将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让江青在他去世时顺利接班。毛泽东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革这个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与全党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亏一篑，最后输了。

据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回忆，“林彪这个人很动脑筋。”九一三以后，从毛家湾查到一个材料，是林彪1971年5月23日的信稿，林请求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吴忠认为这个重要材料反映了林彪出逃前的思想活动和心理状态，“很可以研究，是高级政治生活的内容，动脑筋想一想可以受益的，有好处。”

毛泽东始终没有公开批评这些老人，但他也没有出来为他们说过一句公道话。其实，会议上的一切，都取决毛泽东的一句话，也都是在他的眼前进行的，这一切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决策的。从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看，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批评触及了毛主席，不符合毛主席的心愿，所以他们在以后的两年里一直作检讨、靠边站。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斗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中共建政后，姬鹏飞调外交部工作，任大陆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任大使，是当时最年轻的大使。1972年，姬鹏飞继周恩来、陈毅之后出任外交部部长。好景不长，1974年，被风头正盛的乔冠华取代。姬鹏飞在外交部的失落，源自于他多年的老搭档乔冠华在外交事务上的风光。姬鹏飞与乔冠华之间在外交部的有着复杂的恩怨纠葛。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在书中指出，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和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施以援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听任自己的左膀右臂中箭落马。陶铸于“文革”初期1967年下台被囚禁，此时已身患胆癌，却被拒绝给予其医学治疗，于1969年病逝，死前和死后家人都未被允许探视。

1973年底，毛泽东发动批周会议和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为1974年的“批林批孔”奠定了基础。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运动，周恩来既是运动的领导者也是被批者。毛泽东发动在军队中的“批林批孔”是要完成文化大革命初期未完成的任务。“文革”开始，天下大乱，毛泽...

张玉凤曾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代毛批示过一份文件，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不料，张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这份批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例如，据记载，1939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北时，国民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但事件平息后，经中共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

1952 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共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中有位煤矿工会代表问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齐锡玉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 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会见结束时，这位代表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立即摆手示意，不让翻译。

抗战时期，延安《解放》周刊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云 云。“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名字被写成“刘少狗”，在街头巷尾的标语口号中随处可见。中共党史上历任倒台的领袖，挨批受骂自不在话下，至今仍是党文化的 特色之一。

林彪拯救危机中的周恩来/从“一月夺权”到“军管”再到各地委员会的成立，都是由周恩来具体操作。在整个过程中，即使周恩来与林彪都作过类似的讲话，林彪只是口头上拥护，而周恩来则是各项具体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推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积极参与和配合了文革各项的方针的落实，是保证毛泽东的文革大略得以发动和深化的最重要保障。

陈伯达曾是文革时期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1988年10月17日，他刑满被释放后，我去采访他。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顾的那一段历史。当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放在他的面前时。他一见录音机，有点紧张起来，说：“我们随便聊聊可以，不要录音。”

73年6月，美总统尼克松与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举行会谈。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一位副处长执笔，写成一文《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第153期上。7月初，王海容给毛泽东读这篇文章，毛听后对此文大为不满，说“放屁一通”。

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到了一九六六年，毛的狂风吹倒了刘这堵墙。林彪坐上第二把交椅，正是周恩来求之不得的又一堵挡风墙。可惜好景不长，才过了五年，这堵墙也倒了。周恩来环顾四周，党的高层死的死，倒的倒，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有分量的人物可以充当第二号人物了——他几十年来甘居人下、东躲西闪、克己奉毛，目的都是避免同毛发生冲突。没想到了古稀之年，他仍然逃不了直接面对毛泽东的命运。等待他周恩来的是什么下场呢?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