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日子刚开始过，持续3年的大饥荒像恶魔的影子，一步一步的逼了过来。最先是邻近的永丰大队渐渐断粮。可怜这个生产队空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它永欠大队才名副其实。在我们还有饭吃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学就四处挖野菜充饥了。有种野蒿子，长得绿油油的，相当的...

民间流传着许多忆苦思甜的段子，主题多是万恶的旧社会，饿死人的60年。文革期间，由于忆苦思甜活动的日益日常化，一些被临时拉上台的农村老头、老太太由于没有经过忆苦训练，经常会出现忆错了的情况。尽管主持人事先再三强调，一定要忆旧社会的苦，不要忆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指的就是1959－1...

一般人对饥饿的感受大多停留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我却早在1950年代就初尝其况味了。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它却仍然如影随形，纠缠不休，挥之不去。我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受父母与环境影响，从小嗜书如命，一门心思渴望的是坐拥书城，博览群书。因此，但凡手里有...

1961年夏，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么火辣，无精打采的草丛、枝干枯竭的树梢头也没有一丝凉风吹起。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里，被长达几年的饥饿整得个个黄皮寡瘦、弱不禁风的人民公社的社员们，看着面前一担担箩筐中金黄的稻谷，眼晴瞪的老大，发出红红的近乎恐怖的光芒。可这些即可救命的粮食不属于他们&m...

周恩来在大饥荒中的所作所为被中共体制内人士陆续揭露出来。在明知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还多次下令地方加紧征购粮食，用于出口换钱。周还决定要以粮食换取大量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此外，周恩来还在事后下令销毁饿死几千万人的内部统计数据。

今天人们对于1958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人们常常用领袖和群众共享“乌托邦式”浪漫主义理想来嘲讽当年不可理喻的那种狂热。这样的单一解释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

持续了一年多的大跃进后，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发生了严重危机，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不仅造成了至少四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且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 毛在世时，一直将灾祸归咎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但那三年中国的自然灾害与往年相比并没有特别的严重。显然，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不管毛和中共再怎样掩盖真相，这一古今中外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正随着越来越多史料的披露而为人们所知。

中国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了大饥荒。他曾在1969年去老家安徽插队，听当地农民讲，饿死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吃过人肉。农民告诉他说：“我们当然不吃我们自己的孩子，吃的是邻村的孩子，我们跟人家交换。” 究竟当时活下来的和死去的有多少人选择了吃人肉，迄今仍是个谜，因为毕竟没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这违背伦理道德之事。孟子曾有言：“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意思是统治者带着野兽来吃人，来残害百姓，最终导致百姓彼此相食。中共不正是这样对待百姓的吗？！

高正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意图成就霸权并发动战争的国家，最后都会被正义联盟的铁拳教训，欧洲法西斯帝国的殷鉴不远，届时中共若对世界发起称霸之战，最终迎来的恐怕不只战败，还有让共产中国彻底消失在世界版图上。

这次大灾难完全是人为的因素。由浮夸引起高征购，已经断炊了，还又来一个“反瞒产”，打人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这下算是彻底没粮了，民兵又阻止“盲流”，人们只有活活饿死。有一个姓黄的，二○○一年时七十二岁，吃过几个人的肉。他是“饿死”以后开始吃人的，他说反正是死过的人了，啥也不怕了——那一年他大年初一出去要饭，饿死在路上又醒过来，想反正也是个死，“要不是吃死人，活不到今儿”。

中国经济加速衰退，中共官媒却鼓吹新培育的沙漠水稻“一年亩产万斤”。网民嘲讽“浮夸风再现”，担忧再次发生大饥荒。海内外网友纷纷留言：“熟悉的味道又来了？”“不是又来了，是从没离开过”“大饥荒前奏”“这新闻一旦出来，就离饿死不准要饭不远了”。 还有网民说：“浮夸风，亩产万斤，这是为马上到来的粮食危机找借口，重新让农民交公粮了？”“一看满屏大丰收，大概率是粮食又出问题了”。

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吃不饱 到六四年，我都记得事了。生产队用毒药拌棉种，就是三九一一，那个剧毒的农药拌，因为那个是一个新的品种，长得棉桃比以前的大。不知道谁家的小猪，也有四、五十斤了，吃了那个棉籽，就闹死了。我哥就和村里的老薛，老薛的老婆前面的丈夫，五九年饿死了，他是入赘来的。他们两个把死猪弄回来，剥了皮，给每家分了几斤肉。被当时工作队的队员知道了，他来说：“这个猪肉不能吃，吃了要闹死人啊！”

瓦特‧杜南狄Walter Duranty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三四年担任《纽约时报》分管苏联新闻的记者。他写了一系列报导，还在一九二九年独家采访了斯大林。一九三二年，他获得普利策奖。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奖。此后，他的大照片和其他获奖记者的一起悬挂在《纽约时报》总部的第十一层楼上。